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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背景

    劉潛，1933年10月出生，山東省沂水縣人，原中國勞動保護科學技術學會具體組建人之一，曾任該學會第一屆、第二屆理事、常務理事、專職副秘書長，第三屆副理事長。現任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原中國勞動保護科學技術學會)顧問，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和首都經貿大學等6所院校的兼職教授。

    曾以“安全科學開創者和倡導者”的稱號于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并于1996年獲“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稱號。

    劉潛的學術成就，主要是提出了安全科學，爭得了安全科學技術一級學科地位，創建了我國安全學科理論及其科學技術體系結構模型，為安全系統學派的形成在理論上和思想上奠定了基礎。

1 “我能干成這事兒，有幾個老根兒”

    “要采訪我?你要先看看批評我的文章，這樣，你才能全面了解我這個人。”面對記者的采訪要求，72歲的劉潛老人一邊回答，一邊站起身來，從客廳的書架上找出了一本發黃的小冊子，遞給記者。

    “你看，這些文章都是當年江濤(時任全國總工會勞動保護部部長)寫的。這篇《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的實質是什么?》說我是講資產階級的活命哲學，對我進行了批駁。”

    說到這兒，劉老合上書，抬起頭來，感慨地說：“不過，我現在認為，江濤對安全科學是有很大貢獻的!他從對立面上幫我認清了安全科學，也幫我宣傳了這個理論，我真的很感激他。”

    在采訪中，劉老會時不時地冒出一兩個人名，并隨后作出“他很有遠見”“他對我幫助很大”之類的點評。雖然劉老已是72歲的老人，但思路依然清晰、嚴謹，書柜上、寫字臺上甚至餐桌上的書，隨時都會被抽出來，作為他闡述觀念的佐證。

    劉潛，中國安全科學的開創者和倡導者。對這樣的人生評語，劉老頗感欣慰，他說：“一個新理論往往會在一個領域里產生一場革命，而開創者往往沒什么好下場，他的價值起碼要在兩代人之后才能得。  到承認。1927年就有了科學學理論，1939年英國的貝爾納寫出奠基性著作，而他的價值直到1964年才得到承認，還有美國的默頓也是如此。現在，我的理論得到國家和科學界的確認，但在安全界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認可，不過，我現在已經比較樂觀了，我的弟子或許還有你們，會把我的理論繼續發揚下去。”

    的確，在安全科學的建設上，劉老就像一個執著的拓荒者，在這個領域堅守了27年，不言退，不言休。安全科學從無到有，從羽翼漸豐到茁壯成長，每一步都傾注了他的心血。或許他自己沒有意識到，安全科學已經融入他的血脈。

    在劉老看來，他和安全科學結緣是一種偶然，也是一種必然，“我能干成這事兒，有幾個老根兒”。

我要報恩，當然是報老百姓的恩

    “一生常恥為身謀，恬澹無私心自清。”劉老指著客廳掛著的一幅發黃的條幅說，“這是我父親劉力子傳給我的。我這一生，家庭對我的影響特別大。因為我的曾曾祖父是個開明地主，給人看病，沒錢的可以賒藥；我的祖父資助他兄弟當上律師，在濟南城里幫窮人打官司，我這位伯祖父在解放后當上了山東省副省長；我的父親是《大眾日報》創始人之一。因此，從我的父輩們來說，他們始終站在社會的最前沿。我父親告訴我，作為一個人，在社會上應該做個進步的人。1947年，我就隨中共山東分局赴東北局干部隊，到東北參加工作。”

    這樣的家庭傳統奠定了劉潛一生追求進步的思想，而報恩的想法則始于殘酷的抗日戰爭。劉老不止一次地回憶起這段往事。

    “1942年，我就進了中共山東分局干部子弟小學住讀，過著供給制生活；我們的吃穿供應離不開老百姓。1943年，日本鬼子掃蕩山東濱海解放區，我們這些孩子經常要躲到老鄉家里。我那時剛10歲，借住在一位50多歲的房東家，他總是把舍不得吃的好東西留給我。有一回，他們把我藏在夾墻里，才逃過了鬼子的掃蕩，這事兒我一輩子都忘不了。所以說，我要報恩，報誰的恩?當然是報老百姓的恩。”

系統，這是個靈魂問題

    1954年，劉潛高中畢業后考入北京俄專留蘇預備部。1955年，赴前蘇聯留學，在列寧格勒電工學院雷達專業學習。

    如果從劉潛日后所從事的工作來說，他所學的雷達專業看上去有些“學非所用”。對此，劉老并不這樣認為。

    “兩者看上去有些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從雷達專業知識學習中，讓我深刻地體會到‘系統’這兩個字的含義。雷達是最典型的系統專業，從信號發射到返回，這個過程是一個完整系統，一絲的偏差都不允許。這是個靈魂問題。”

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

    劉老常常用“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來比喻他試辦中國安全科學專業研究生教育那段經歷。這也是他無意中第一次真正和安全科學“牽手”。

    1960年，劉潛留蘇回國，在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任助教。1964年，他調離北大，到原勞動部勞動保護研究所(以下簡稱勞保所)機電安全研究組任技術員、副組長。1978年，勞保所決定創辦研究生教育，劉潛承擔了“教務員”的角色。

    “研究所創辦研究生教育，受苦受累的是教務員。從教學計劃、課程組織到培養目標，都是我定。有的導師沒有當過教員，我還要跟他們說，你該怎么怎么做。學生錄取后，我還給他們上了30個學時的‘如何當研究生’這門課。”工作還算得心應手，這得益于5年的留蘇經歷和4年的北大教學生涯。

    工作雖然沒名沒利，劉潛卻樂此不疲。由于當時勞保所招生是從“噪聲控制、工業防塵、工業防毒、電氣安全、個體防護和情報信息”6個專業方向規劃，劉潛為了請到相關專業的專家來授課，幾乎跑遍了北京的各大高校。不知不覺中，他開始了構建安全科學這門學科的最基礎工作——調查摸底，在一定程度上，對相關專業的建設情況有了宏觀把握。

就事論事，解決不了整體問題

    1979年，勞保所招收了4名研究生，掀開了我國安全工程專業領域研究生教育的第一頁。在劉潛辦學過程中，他發現在普通高校中，只有原北京經濟學院勞動保護系(現為首都經貿大學安全與環境工程學院)設有“工業安全技術”和“工業衛生技術”兩個本科專業，惟一的研究生教育設在勞保所，當初的學生還都是從其他專業轉過來的，屬于半路出家。這個勞動保護系中的工業衛生技術專業，在他看來，  “都是就事論事，這樣發展下去，解決不了整體問題”。

    如何從科學的高度來認識勞動保護?劉潛認為，產生這樣的思想飛躍離不開當時開放的社會環境。

    “1978年，鄧小平同志復出后，召開了全國科技大會，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真正開始了。1979年到1980年，錢學森帶頭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了一系列的科學學知識講座，科學思想蓬勃發展，每個星期天都有科學沙龍。當時錢學森的《論系統工程》，還有《茅以升文集》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我認識到，我必須從科學哲學思想、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科學學的內容和框架中吸取營養，擴大我所在的領域。”

    劉潛認為，安全是人類生存的必備條件，“把它推到科學的高度，其意義是不可估量的。我們迫切需要自己的理論體系——安全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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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是被一步步逼上去的”

    安全科學理論的逐步形成和豐富，用劉老的話來說，“是被一步步逼上去的”。

安全，到底能不能成為科學

    劉潛說，剛開始辦研究生教育時，想法很簡單，只是覺得這個領域需要科學技術去支撐，而科學技術離不開人才，所以要辦教育。可是辦了以后發現問題來了。198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要求招生單位呈報學科、專業名稱。

    要報，不可能是6個專業的名字，必須把這6個專業捏到一起，把它們歸到一個領域。這就要抓住共性的東西，那就是從安全的高度來研究這個問題。當時，大家已經認識到安全與衛生的關系以及安全的廣義與狹義之分。為了實現從狹義向廣義過渡，就采用了“安全技術與工程學”學科名稱，  “現在看來這個名稱真是不倫不類”，劉潛評價道。

    果不其然，雖然1981年勞保所獲得了學科的碩士學位授予權，但是到1983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取消了“安全技術與工程學”學科、專業，將其并入采礦工程(含安全技術)。

    “其實，在這之前，我曾提醒有關部門領導，可是沒有引起重視。取消后，原勞動人事部領導受到極大震動，對我更是一種推動。”劉潛說。除了對這個學科名稱一直耿耿于懷外，劉老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安全到底能不能成為一門科學，對此，劉老承認，“心里沒底兒”。

    但是創辦研究生教育的成功實踐給了他信心。從1981年著手研究勞動保護和安全學科科學理論關系開始，劉潛踏上了一條探索之路，并為之癡迷了20多年。

    為了說明自己，也為了說服別人，劉潛開始了探索之旅。

給學科戴合適“帽子”，費盡周折

    從解放后提倡了30多年的勞動保護，到1984年用安全取而代之，標志著安企科學正式在我國誕生，這是一次歷史性的突破。劉潛用4個階段性成果完成了從“此岸”到“彼岸”的過渡。

    1982年，劉潛受中國勞動保護科學技術學會(以下簡稱學會)籌委會委托，起草發表了《關于建立勞動保護的學科專業體系的意見》，首次提出勞動保護是跨門類綜合性橫斷科學；

    1982年，為了給學會的成立提供專業理論基礎，劉潛又發表了《勞動保護科學及其學科、專業建設——科學學問題》，從科學學角度闡述勞動保護科學及其學科、專業建設等問題；

    1984年，為學會加入中國科協尋找科學理論依據，劉潛完成了“安全科學技術體系結構”和“安全專業設置方案”方案，第一次明確提出用安全科學取代勞動保護科學；

    1985年，發表了《從勞動保護工作到安全科學(之一)——發展狀況和幾個基本概念問題》與《從勞動保護工作到安全科學(之二)——關于創建安全科學的問題》，對創建安全科學學科進行了系統的理論論述，明確了勞動保護和安全二者之間的關系，即前者是后者所能發揮的作用或功能，并正式提出了安全科學技術體系結構框架。

    安全科學學科名稱的確立，用劉老的話就是，  “以任務帶學科”的結果，創辦研究生教育，要給學科戴上合適的“帽子”；學會創立和加入科協，要說出它的科學“根基”。就這樣，劉潛的理論在一次次的論證中得到升華。

錢學森的回信，一個重要轉折點

    在劉潛的記憶中，念念不忘的一個人就是錢學森。對于后者的幫助，劉潛的評價是： “‘安全科學’產生的轉折點。”

    1984年，劉潛代表原勞動人事部參加教育部召開的《工科本科通用專業目錄》審定會，為了爭取將“安全技術”專業名稱改為“安全工程”，他鼓起勇氣找到了參會領導錢學森先生。沒想到錢學森熱情地讓他到自己的房間進行了半個小時的交流。劉潛呈上了自己的論文《勞動保護科學及其學科、專業建設——科學學問題》。   

    讓劉老頗感意外的是，過了一個星期，錢學森先生竟然寄來了親筆信，談了他對論文的看法。他說：  “既然提到了科學學的高度，就得實事求是，講學科本身的內在聯系。我們決不能搞部門所有制，強行把當今歸勞動人事部管轄的業務，建立成一門科學或一個學科體系。我認為勞動保護工作可以分為兩大方面：第一，勞動生產設備及其體系是安全運轉，不出爆炸，不出火災等；第二，生產設備與人如何做到高效能的安全生產，這就涉及勞動者——人，也就聯系到人的生理和心理……”

    對錢老的批評，劉潛并不感到心慌，反而覺得豁然開朗，因為錢老批評的恰恰就是方向性問題。的確，勞動保護是工作、是政策、是事業，它本身并不能構成一門科學學科的名稱，只有以“安全科學”作為學科名稱，才能更準確地概括這門學科的本質。

    在劉潛的積極探索下，安全科學的“眉目”越來越清晰，  “軀體”越來越“豐滿”，這一成果帶來的現實收益就是，成立于1983年的中國勞動保護科學技術學會，終于在兩年之后找到了科學的“落腳點”，加入了中國科協。

我抓住了它的同類：管理和環境

    安全科學技術被列為國家一級學科，對此，中國科協主席朱光亞先生曾這樣評價：……實現以“安全科學技術”為名列為該標準的一級學科，為在學科分類中打破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界線，設置“環境、安全、管理”綜合科學，從而為在世界科學學科分類史上取得突破，作出了貢獻。

    在這貢獻背后，是劉老的執著努力。1988年，我國開始組織制定“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劉潛依據自己的“三要素四因素”(見注釋)理論，對這門學科的地位進行論證，他發表了《一個發展中的交叉科學領域——安全科學》，提出了安全科學技術學科體系標準框架，并闡述了安全科學與環境科學、管理科學同屬綜合性科學學科的觀念。

    對此，劉潛不無得意地說：  “我抓住了它的同類：環境和管理，都是同一個類型，而且我找到了科學依據，他們能列為一級學科，我們當然也能。”

    注：劉潛的主要理論之一。他認為安全內部的基本構造是由人(主體)、物(客體)、人與物(關系)3個要素組成的；構成安全科學學科的4個縱向分支學科的是安全人體學(體現人的因素)、安全設備學(體現物的因素)、安全社會學(體現人與物關系的因素)、安全系統學(體現三要素內在聯系的因素)。

庫克曼說，這就是中國的安全科學

    在第二次世界安全科學大會上的經歷，為劉潛的人生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為了讓廣大安全生產工作者有自己學術交流的陣地和平臺，1991年1月20日，學會主辦了《中國安全科學學報》，劉老負責創建并且擔任主編。   

    1993年，第二次世界安全科學大會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召開，劉老帶團出席，并將一本《中國安全科學學報》送給了大會發起人、德國學者庫克曼。出人意料的是，庫克曼先生激動地在主席臺上高舉著這本學報說：“這就是中國的安全科學。”這件事讓劉老感到很興奮。在他看來，我國的安全科學終于得到了國外同行的認可。

為了安全科學，扮演“說明者”的角色

    為了安全科學，劉潛認為，自己更多的時候是在扮演“宣傳員”或是“說服者”的角色。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劉老和同行隋鵬程教授(我國著名的安全新學科的奠基人和安全軟件科學的開拓者)積極協助科技情報研究人員研究勞動保護、安全科技圖書資料分類問題。由于我國的圖書分類是按照英文的26個字母排序分類，空間非常小，要想讓安全占據一席之地，關鍵是要說服圖書資料分類專家認識到安全科學的重要地位。

    經過一番努力，勞動保護科學(安全科學)和環境科學終于在《中國圖書資料分類法》(第三版)中被列為一級類目“x”類，并在第四版中又名正言順地更改為“安全科學”。安全科學在《分類法》中從無到有，最終躋身于一級類目。在劉潛的心目中，安全科學就是靠著這些點滴進步，不斷地走向成熟。

安全生產人員，這種提法太含糊

    “我不同意安全生產人員這種提法，這太含糊，沒有定位。安全應當把它當作一個工程來實施，所以應當叫做安全工程技術人員。”為此，他專程買了一本厚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來驗證他的觀點。

    長期以來，安全工程技術人員的位置沒有得到明確，一到評職稱時，往往東掛西靠。1992年，劉潛率先提出了建立中國的安全工程師職稱制度的建議，在原勞動部和同行的支持下，終于在1997年，使安全工程師在工程技術職稱系列中有了單獨的職稱位置。

    “我了解到，國外都叫工業工程師，安全工程師只是其中的一種，國外沒有單列，這是我們國家所獨有的，因為我們找到了理論依據。”劉老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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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要相信—個人，要相信一個學說”

    “現在找我的人越來越多，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是，更多的人開始關注安全科學了，壞事是，我的身體吃不消了。”劉老感嘆道。

    的確，已與寂寞相伴多年的劉老，其價值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對此，劉老并沒有太多的興奮，反而流露出一絲擔憂。

    “20多年來，我們在科學界獲得的一系列的位置，把它們爭來到底有什么用?目的是什么?我現在經常反思這個問題。我覺得關鍵是，要讓大家掌握在這些過程中積累的知識。可是，現在有些人太浮躁了!”

    雖然一輩子從事安全科學理論的研究，但劉老的視線并沒有只局限在書齋里，他的話題時不時落到企業的安全生產工作上。

    “現在安全和生產成了兩張皮，事故必然就多。”劉老攤開手掌，又握上，接著說，  “你看，安全和生產的關系就像我們的一只手，手心抓東西，在生產，那么手背在干嗎?在保證這個過程。我們能不能說要手心不要手背呢?不可能。企業的安全和生產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

    對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劉老評價頗高。他說：“李局長上任最大一個變化就是，把國家對企業的壓力都用上了，如何把這些外部壓力轉化為企業的內在動力，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

    劉老開玩笑地說自己現在屬于第三次“廢物利用”階段，不久前，他又接受了在《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設立“安全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的論證工作。

    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劉潛說：“我大半輩子追求的只有一件事兒：安全的科學。”

    一路走過來，孔子、蘇格拉底、釋迦牟尼、耶穌，這些思想的開拓者、布道者和殉難者為他找到信念上的支持。他說：“是他們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不要相信一個人，要相信一個學說，因為我也是這個學說的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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