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小煤礦事故頻發，人們很容易歸咎為這些小煤礦技術落后、安全設施不完善、管理混亂、煤老板不負責任，這也正是山西當下大力整合煤炭資源一條強有力的依據。但新興煤礦、屯蘭煤礦卻都是設施完備、安全投入巨大的國有大礦。它們成為礦難冠軍，就很難再用簡單的技術套路去分析了。葬送礦工性命的是瓦斯，但把他們推上生死線的又是什么？處理責任事故不僅需要把這些責任查個水落石出，還需要找出隱藏其后的制度漏洞。
我特別注意到，今年新興煤礦因安全生產和信息化建設基礎良好，被選定為煤礦防災項目示范企業。示范企業出了大事故，這無疑是對監管機制的莫大諷刺。而大煤礦屢成礦難冠軍的現實，也無疑令那些積極推進煤礦兼并整合的省份頗為尷尬，因為寄望于大煤礦成安全綠島無異于天方夜譚。
從生產角度看，規模大、家底殷實的企業，更有能力通過加大投入實現規模化生產。很多人也很容易聯想到西方國家采煤業的安全管理先進經驗，關鍵不外乎兩點：一是安全違規成本過高，像噸煤死亡率只有我國1／150 的美國（2005年數據），一旦發生煤礦安全事故，煤礦經營者將不得不面臨高額的訴訟和賠償費用；二是煤礦采掘業實現了集約化，科技含量非常高，一個類似新興煤礦產量的美國煤礦，井下只有30多人。而前一經驗是后一經驗的前提，正是高額的違規成本，才逼得私營企業主們不得不花血本，盡最大努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否則得不償失，弄不好還會傾家蕩產。
近年來，我國雖然加大了對礦難事故的處理力度，但在官煤勾結、煤炭走俏的種種現實生態面前，已有的懲戒舉措根本就不可能令相關企業傷筋動骨。另一方面，如果是國有煤礦，懲戒往往停留于黨紀政紀處分層面。至于經濟手段，因為企業的“公家”屬性，注定懲與不懲、重與不重，均不太可能對管理者形成根本性的威懾。假如把這類企業罰垮了，到頭來被拖累的還是政府。
可以肯定的是，小煤礦遇到的許多問題，國有大煤礦同樣會遇到，只不過樹大好乘涼，要么將問題轉嫁于煤炭的高成本，要么尋求政策優惠吃偏食。這倒不是說規模化開采煤炭有什么不好，而是在現有條件下，如果監管機制，尤其是事后懲戒機制不能對國有煤礦形成更大力度的制約與懲罰，那么，煤礦性質和規模大小，與礦難的多少并無根本性聯系。或者說，國有大礦并不具備安全生產的必然優勢。
早在新興煤礦礦難發生前的本月3日，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駱琳在談到78人遇難的西山煤電集團屯蘭煤礦礦難時說，對國有大礦甚至現代化礦井的安全水平不能估計過高，不可盲目樂觀、掉以輕心。著重于抽象意義上的提醒早就讓人聽覺疲勞，也難以真正遏制礦難的發生。在國有大礦屢成礦難冠軍的背后，應該反思的恐怕不僅是煤礦本身，更應是整個監管體系為什么會一再被“掛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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