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民抗擊SARS的成功經驗，使不少人聯想到事故預防。但事故畢竟不同于瘟疫，事故對生命的摧殘不指向一切人，在剝奪人的生命時，它分人、認人，于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事故帶來的恐懼和痛苦；因此，事故也就不像瘟疫那樣受到所有人的重視。但事故不是瘟疫卻猛于瘟疫，危害遠比SARS嚴重得多！
長期以來，事故在我國恣意猖獗，就因為它不是瘟疫。近年來，各類事故每天奪走近400條生命，比SARS半年致死的總數還多！每天因事故受傷的人數超過5000，相當于SARS確診病例的全部！國家安監局公布的2002年傷亡數字顯示，事故死亡人數占人身傷害事故總數的12.99%。而肆虐半年之久的SARS，在我國大陸的確診病例是5300多例，死亡率僅為6%。歷史上發生過的特大事故，如大同礦務局“5.9”礦難死亡682人，克拉瑪依友誼館“12.8”火災死亡325人，洛陽東都商廈“12.25”火災死亡309人，每一次的死亡人數都不比 SARS在全國逞威半年之久致死的人數遜色。遼寧阜新歌舞廳大火、煙臺海域大舜輪翻沉，死亡人數都接近這次SARS的死亡人數。
1.“讓領導們先走”
1994年12月8日傍晚，新疆克拉瑪依市友誼館“兩基”教育匯報演出現場發生特大火災，造成325人死亡，136人燒傷！死者中有288人是學生，其中獨生子女占98%。據醫生鑒定，死難者中有近百名孩子是被人擠死或踩死的！在許多孩子弱小的尸體上留下了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留下了成年女人細若筆桿的鞋跟踩下的血洞！據目擊者稱，一個被踩破肚皮的小男孩被卡車運往殯儀館時，腸子還拖在地上……
由于舞臺紗幕距離舞臺光柱燈僅23厘米，不符合安全要求，紗幕被上千度的高溫烤燃，釀成大火。而偌大一個友誼館僅有一個出口，其余通道全被防盜柵欄和卷閘門封死。
當時在友誼館參加活動的有該市15所學校的中小學生及教職員工796人，有自治區教委“兩基”教育驗收團的25人和克拉瑪依市20多名副處以上的官員。在如此巨大的災難中，和孩子們同場遇險的克拉瑪依市20幾位大小官員，竟奇跡般地無一人傷亡！當時他們都坐在最前排，離火源最近，離惟一的逃生之門最遠，可他們中大多數人卻最先逃出，出來后一個個還都衣冠楚楚！
據一名被老師舉上窗臺逃生的五年級男生回憶，當他解完手回到劇場里，場內已是另一番情景：“我抬頭一看舞臺，無數的火花往下掉，一個領導模樣的大人拿著話筒喊，不要亂、不要動，讓爺爺叔叔們先走！”一位在火災中帶出12名學生、自己卻失去了已上五年級的兒子的舞蹈教師說：“當時市教委的一位領導，舉著話筒喊孩子們都別動，讓領導們先走……”
作為在場的最高長官、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長方天錄，從塞滿孩子的唯一出口出去后，一頭鉆進小轎車直奔醫院；市教委一名黨委副書記，憑借對地形的熟悉鉆進了男廁所，又憑著成年人的力氣把往廁所里擠的孩子們拒之門外；十多名市局領導，沒人出面維持秩序，沒人向被大火包圍的孩子們伸出救援之手！
2.無論誰，生命一樣寶貴
過去曾有過《老子當省長，兒子下礦井》的報道，現在難見如此情形了。許多握有權柄的人千方百計讓親屬避開危險崗位，這樣，權力階層與生產性人身傷害事故之間就割斷了感情聯系。那些處在權力當中的人，在態度上常常會把事故當故事聽，不可能像對待“視人人為平等”的SARS那樣，處理起來動真情、講實效。
有些權貴的子女進不了政府機關，他們就利用關系網把子女安排到效益好的企業，那怕是阿斗也要占據無危無險收入又高的崗位。更有甚者，把子女的名掛在企業領工資，掛名者連工廠的門朝哪兒開都不知道。類似情況雖使企業苦不堪言，但也有利可圖，此乃不言而喻的公開秘密。
領導利用職權把配偶或子女從危險崗位調走，從個人情理角度而言，本無可厚非，但殊不知，領導們這樣做便會減弱自己對企業危險部位和危險崗位的憂慮，影響對企業的安全決策。某大型企業一副總，任職不久，便將在生產一線的親屬一個個調離。這說明，許多經營者不是沒有安全意識，不是不懂事故的危害，他們所以在安全問題上表現得有些冷漠和麻木，是因為事故傷害不到自己的親屬！親人的調離，使得“重生產、輕生命”沒了后顧之憂。這是安全生產法律法規為什么難以落實的重要原因之一。遺憾的是，這一原因一直沒人道破。
古語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边@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握有公權的人應是這方面的表率。
3.“指標管理”
對生產事故可能造成的人身傷害實行指標管理，是件“奇怪”的事。它貶低了人的個體生命價值，是一種把人視為類的存在的不尊重人權又違背《安全生產法》的做法，而我們對此卻習以為常。指標是“上面的人”制定的，它所表達的是類中的少數，易將公眾導入“死幾個人是正常的，社會生活照樣進行”的認識誤區。在誤區里面，個體生命百分之百喪失了，卻又百分之百地與指標制定者無關。
筆者曾在一個有關安全生產的高層次委員會上看到，各方負責人都紛紛為提高本轄區、本系統的死亡指標而據理力爭�？梢姡覀兊陌踩ぷ髦粚ιa安全負責，生命安全被置于次要地位。參加會議者都是各地、各行業安全生產負責人，對安全的認識一個比一個透徹，也許正因為如此，事故才被允許了�，F在媒體公開報道的事故，幾乎每一起都與“三違”有關，而“三違”者又多是受害者，他們中80%以上是缺少文化、為滿足簡單生活而進城務工的農民，他們跟指標下達者毫不沾親帶故。試想，如果指標制定者有親屬在危險崗位工作，那他決不會有旁觀者的那份輕松。
指標對事故的允許性，固化了某些人不負責任、不吸取教訓的心態，且不符合人類的道德標準和安全生產的法律規章。但至今，指標管理仍是不少地方舍不得丟掉的陳規陋習。
S省去年給全省煤炭行業下達了一個令人心寒的死亡控制指標——400人。今年L省煤炭行業的死亡指標控制在245人以內，力爭控制在222人以內，而且對這一指標作了具體分配：省屬國有重點煤礦控制在65人以內，市縣國有礦控制在25人以內，鄉鎮礦控制在115人以內。A省今年給煤炭行業下達的指標是，全年死亡人數控制在110人以內，可5月13日的一次煤礦爆炸事故，就死了86人�，F在各地均把近年來全國能統計到的事故死亡人數與人口總數之比作為本地的控制指標。去年華東某省一位副省長在接受“安全生產萬里行”記者采訪時說，他們力爭把死亡人數控制在萬分之一以下。筆者查了一下該省的人口總數，這一比例意味著7000人的生命將被置于安全保障范圍之外。
另有一些省份指標下得十分巧妙，或曰不突破上年指標，或曰比上年下降多少個百分點。但若細心一算，什么都一目了然。這些指標都可演算為自然數，從中可見數量極大的個體生命被冷漠地忽視了。
4.“與時俱進”和“背時倒退”
上世紀80年代，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安全生產的最好時期，安全投入占GDP的1%以上；90年代，安全投入占GDP的0.7個百分點，現而今只占0.4個百分點，若與發達國家的3.3個百分點相比，差距很大。這次抗擊SARS，僅中央財政就拿出近60個億，全國用于農村防SARS的錢也達45億；同時國家還決定投資80億元，建設一個規模宏大的疾病控制中心。與之相比，上世紀90年代，我們卻因950多項國家級重大事故隱患的60億治理預算而大為犯難。
安全投入不足，惡果隨之而來。雞西 “6.20”大礦難顯而易見是安全欠賬太多：雞西礦業公司安全欠賬1.46億元，整個公司井下自救器的缺口占一半以上，城子河礦下井人員3人一臺自救器；在“一通三防”方面,40%的高沼礦井沒有健全瓦斯排放系統,部分瓦斯檢測器不完善、不靈敏、不可靠。山西省杏兒溝“8.11”瓦斯爆炸事故，也暴露出安全投入不足的問題，井下作業人員甚至沒有自救器！
據壓風呼吸器發明者、74歲高齡的高級工程師曾世麟講，原煤炭部曾對錨噴支護作業作出規定：不使用壓風呼吸器，就是違章作業。然而這項規定最終也沒得到落實。原煤炭部技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勞動保護科學技術學會副理事長趙全福也說：“經過多年來的推廣實踐與驗證，國際上迄今能使噴漿工呼吸的空氣粉塵達到衛生標準又切合實用的勞保裝備，獨一無二的，就是隔絕式壓風呼吸器�！�可這項適合國情且優質廉價、使用方便的“中國創造”，至今也沒能普及；原因之一，與安全投入存在的問題不無相關。
某從事危險品生產的國企曾連續發生嚴重的液氨泄漏事故。企業經營者發現救援設施的陳舊落后已滿足不了實際需要，便在大會小會上反復強調要更新防護器材和救援設備，以增強應急能力，要求有關部門立即打報告、造預算，列出購置清單上報�？傻扔嘘P部門報告打了，預算造了，清單也開了，卻遲遲不見同意購買的批復。有的企業一旦經營受挫，效益下滑，便以增收節支為由，削減按規定應為從業人員購置勞保用品的經費。某廠一次性減少勞保保健物品的采購數量，折合人民幣就達百萬元，占整個預算的一半以上，而廠領導出國的計劃卻雷打不動。
5.該由誰來承擔責任
醫護人員穿隔離服為SARS病人治病，這不僅是自我保護，也是一項強制性要求。但從事井下、隧道開掘、石材打磨等作業的工人，他們對危害知之甚少，也沒人告知危害并強制要求他們穿防護服或戴防塵口罩。7月初的一天，筆者在太平湖市場北側河道工程施工現場，看見幾個民工聚在一起打磨砌在河堤上沿作裝飾用的花崗石，其中兩個民工居然一左一右打磨同一塊石頭。下風向毫無防備的民工頭上落滿了石塵，面部除了眼球一片灰白，眉毛、嘴唇都被石塵覆蓋。如此作業，民工健康哪有保障！但這樣的危害只針對作業者本人，不會殃及其他人，所以無人重視。即使像浙江泰順218名民工，在沈本高速公路吳家嶺隧道的開挖施工中患上矽肺病，也僅218人而已，甚至僅把它當成一個普通的統計數字而已。這些人都是地位低下的民工，在有些人眼中實在無足輕重。
《春城晚報》1999年10月27日刊登了一則消息：“我國的云南省個舊地區為世界肺癌發病率最高的地區”。早在1976年初，周總理在彌留之際立下遺囑：“要盡早消除云錫肺癌！”據云南省科技廳提供的數字，自1954年1月至2002年12月，云錫公司職工發生肺癌3149例，死亡3024例。肺癌病例中礦工2643例，占病例總數的84%。
2002年3月27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披露了河北省高碑店民工因苯中毒死亡的事件。調查發現，民工們在通風不暢的作坊里徒手刷膠制作箱包，干上半年老板就讓走人。這種用工形式是該市箱包加工作坊的共同特點，目的是避免長期接觸苯的民工在作業現場發病。高碑店市有2099個箱包加工作坊，當時的從業民工達13564人，外地民工11491人。觸目驚心的是，直接從事有毒有害刷膠作業的未成年工多達4770人，多為花季少女，其中還有24名童工。
今年18歲的四川姑娘張敏和羅麗群，2000年12月到成都一家制作箱包的“三無作坊”打工，因在作業中使用含有苯、甲苯和二甲苯的粘合劑，于2002年4 月被醫院診斷為再生障礙性貧血。遺憾的是，她倆同業主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不能確定患病時間，無法定為職業病�？蓱z花季少女，只好回鄉坐待。
據衛生部統計，2002年全國報告各類職業病病例14821例，比2001年上升了12個百分點。從2000年到2002年，我國職業病新增病例增長率連續3年都超過10%。有報道說，中國職業性傷害相當嚴重，僅矽肺病發病人數就占職業病總數的70%，是全世界其他國家矽肺病發病人數的總和。我國煤產量與美國相當，但百萬噸死亡率是美國的200倍。
原國家經貿委主任盛華仁曾指出：“農民工，外來工成了傷亡事故的主體，約占傷亡事故的80%以上。這一群體普遍缺乏安全知識和自我保護意識，是事故的最大受害者，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又往往是事故的直接責任者�！钡拇_是這樣。死亡309人的洛陽“12.25”火災的肇事者，是無證焊工王成太。大火沒有傷及他的身體，但法律剝奪了他的自由。在23名責任者中，王成太判得最重，有期徒刑13年。一個靠打工為生的法盲，打工不成還身陷囹圄，無異于雪上加霜。王成太有罪，但不至罪不可赦。須知，非法用工是無證上崗的前提，沒有非法用工，哪來無證上崗。近年來不僅無證上崗屢見不鮮，上崗證過期不復審以及持過期上崗證的現象也十分普遍，幾乎成了“王成太現象”。非法用工已呈泛濫之勢，是該治的時候了。
6.“尊貴”的正式工
城子河煤礦是國有老礦，有許多經過正規安全培訓又掌握了生產技術的老職工，可3年多發不出工資；當把礦井承包出去，讓那些沒有下井資格的民工去挖煤，不僅使民工每月有近千元的收入，還使礦上正式職工有了工資。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這種現象表明，缺乏應有安全生產技能的民工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是多么的高，而那些懂安全操作技術的正式職工卻成了煤礦的寄生群體。
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煤礦，別的高危行業同樣存在，例如建筑行業等。早就有學者將這種現象叫做“工作危險的轉移或職業危害的轉移”。轉移給誰呢？轉移給文化偏低、沒有受過專門安全培訓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由他們取代城里人或正式職工去干臟、累、苦、危害大、危險性強的工作。另外，這種轉移也說明煤礦正式職工的安全意識比過去強了，對煤炭生產存在危險性有了深刻認識，知道井下的安全狀況單靠礦工的安全意識是改變不了的。由此可見，煤礦勞動條件的改善與職工安全意識的增強不同步，老職工不愿下井，也不愿子弟再當礦工。在這種情況下，承擔生產組織任務的經營者只好大量招收農民，而農民從約束性很小的并在自然環境里進行的農業生產，轉到紀律要求很高的且在人工環境里進行的礦業生產中來，在毫無培訓的情況下，他們的思想認識和安全意識怎能轉得過來？有報道披露，下井不許帶火，可這些在意識上依然還是農民的礦工，為了抽煙居然把火柴藏在襪子里也要將火帶到井下。某礦在接受安全檢查時，當檢查人員詢問井下民工怎樣辨別瓦斯是否超標，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用火柴點一下�！� 天哪，如此這般，焉能不出事故！
7.私了的誘惑
2002年5月4日，山西省河津市富源煤礦發生透水事故，井下18名礦工因饑餓和長期缺氧，在絕望和無助中三三兩兩抱成一團，死得十分凄慘。據新華社報道，富源煤礦透水后，河津市公安局一名副局長用錢打發知情者。該市一名副市長還振振有詞地回答了媒體針對救援不力的提問：“井下可能有人，也可能沒人�！痹囅�，即使兩種可能都存在，也應以井下有人來組織搶救，決不能說這種不負責任的話。廣西南丹“7.17”事故，81人遇難，縣委書記萬瑞忠、縣長唐毓盛居然與礦主密謀，隱瞞事故長達半月之久。
這些礦主和地方官員靠什么瞞天過海？靠的就是當今十分流行的做法：私了。富源礦難后，陜西韓城一個以小旅店作掩護，以接待死者家屬為名的地下事故處理中心露出了馬腳。其實與死者親屬私了事故早就成了許多礦業經營者的基本業務；不少企業在物色安全科長時，老板并不考慮人選的安全管理業務能力高低，而對其是否深諳“公關”之道特別重視，其目的就是為了一旦出事便于搞定。群死群傷事故都敢這樣，人數少的死亡事故可想而知。這與生命的官方價格和黑市價格之間的巨大差額不無關系。據報道，南丹礦難死了那么多人，礦區的民工居然不恨礦主。他們認為，井下冒水是天災，人在井下死了私了，能得到礦主2萬元的賠償。如果報官公了，興許還得不到這么多錢。“7.17”事故后，黎東明拿了392萬元給死難者家屬，按死者人頭點，每人獲賠5至6.5萬元不等。
生命本無價,可在無序的金錢追逐中變得有價了,而且如此低廉,低廉得讓掏錢的業主和參與善后的官員毫不痛惜。在這種低廉的生命價格表里，城里人和農村人有差別。某省勞動部門明文規定，民工死亡賠5萬，這個額度低于城市人口因工死亡的賠付。據報道，重慶綦江垮橋事故的賠付分三個檔次，武警1人賠12萬元，城鎮居民1人賠1萬元，農民1人賠5000元。
8. 濫用考核
某大型企業，生產經營一直處于靠政策吃飯的狀態，經營者不在新品開發上下功夫，而把重頭戲放在降低人工成本上，毫無科學根據地大談定員定崗，給二級單位下達超員指標，并定出考核條款。考核方式是：同崗位本班組的人員背對背相互打分，領導根據每個人的累計得分判斷優劣，劣者待崗或下崗。美其名曰“末位淘汰”。這種做法，既減少工資性支出，又將矛盾交給了工人。如今，這家企業已被人人自危的氣氛籠罩，工人們心中陰云密布，各種不健康心態由此而生，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來。大家都希望別人違紀違章，紛紛暗中記錄。工人們清楚，違規者越多，自己丟掉飯碗的可能性就越小；別人出的事越大，自己的崗位就越穩當。自相魚肉成了該企業員工的主流情緒。
2002年冬，該企業發生了一起窒息死亡事故，一位常務副總出人意料地從事故的技術原因之外找到了易被人們忽略的原因。他說：“要是同志之間稍微有一點點關心和友愛，也不會出這樣的事故�！边@位副總的話道出了真像，可遺憾的是，他也是“末位淘汰”的設計者之一。事故發生在夜班將要下班之前，一名青工在眾目之下獨自去完成交班前的最后一項作業，即對有氣氨泄漏的現場進行沖洗。按現場情況和有關規定，作業者除了要佩戴氧氣呼吸器外，還須有人監護，也就是說，這項作業至少要兩人參加�？墒沁@位青工在沒有任何阻攔和工友參與的情況下，去了現場，直到交班也沒見人回來。奇怪的是，班長居然把班交了。日班的操作人員接班后，在現場巡檢時發現有人戴著氧氣呼吸器倒在地上，一條生命就這樣在“末位淘汰”的效應中真的被徹底淘汰了。
與SARS相比，事故原因不像SARS那樣處在人類的未知領域�？晌覀兡軠p少SARS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卻不能遏制事故，降低其死亡率。這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
SARS所以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在于它對人的影響不分高低貴賤，誰都可能被感染；而事故，尤其是生產事故，與一些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毫不相干。這就是我們要尋找的事故致因的社會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