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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
 
　　頭條評論

　　5月18日，山西省連續發生了兩起煤礦事故，到記者發稿時，共造成4人死亡，44人失蹤。（《新京報》5月19日報道）

　　而4月份國務院才對三起特大事故進行過處理。應該說，每一起事故都有自身的特殊原因，如管理上的疏忽，領導責任沒有落實等等。但事故的頻頻爆發表明，我們現有治理安全生產的公共政策存在缺陷，需要反思導致這些事故產生的制度背景和制度原因。在我看來，我國的安全生產已經陷入“囚徒困境”，只有走出這一困境，才能夠真正地實現安全生產。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里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有兩個人縱火之后逃跑，被警察抓住了，因證據不足很難定罪。聰明的法官分別找他們談話，告訴他們說，如果你招了，他不招，那么你會作為證人無罪釋放，他將被判十五年徒刑；如果你招了，他也招了，你們都將被判十年徒刑；如果他招了，你不招，他無罪釋放，你十五年；如果你們都不招，各判一年。結果兩個人都招了，各被判十年。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個體理性，選擇對自己而言最理性的選擇，結果導致了集體的最不理性。“囚徒困境”這一模型對于公共事務治理意義重大：公共事務需要有關當事人精誠合作，但由于在完成過程中，存在著個體成本和個體收益不對稱性的問題，在這種利益格局下，有關當事人的博弈結果就是大家都不精誠合作，最后導致公共事務無法解決。

　　其實，安全生產也陷入了一種“囚徒困境”。

　　不同的價值追求之間存在利益沖突。事實上，安全生產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并非不存在成本，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意味著，一個企業如果把資源過多用于提供安全生產，那么必然會帶來效率下降，從而影響企業的競爭力。同樣，一個國家把公共安全作為主要價值，可能會損失其他方面的價值，如社會福利的價值，經濟發展的價值等。也就是說各種價值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追求公共安全的價值可能降低其他價值。

　　作為企業，追求經濟效益是其主要目的，這易導致其忽視職工的生命安全。但這會受到國家制定的公共安全標準強制制約。因此，企業會利用其組織優勢，游說政府制定較低的安全生產標準，或者繞過相關政策，謀取經濟利益，這樣，政府可能被企業“俘虜”，從而政府和企業之間形成某種“共識”。

　　作為個人，雖然會珍視自身的生命，但由于不具有組織優勢，每一個個體出于理性的考慮，沒有動力采取措施促使政府采取相關政策維護安全生產，因為這一行動會產生外部效應。另一方面，在經濟誘惑條件下，也可能以冒險和僥幸的心態去獲取經濟利益，也就是說生命與金錢相比，不具有比較優勢。

　　作為國家，它既是公民的委托人，也是企業的委托人，可能會在經濟利益和公共安全之間交替選擇，也就是說在事故發生之間，選擇經濟價值；在事故發生之后，選擇公共安全價值。而國家這一替代選擇，一方面會使企業選擇危險地生產，獲取更高的價值，因為只要不發生事故，對雙方而言都是最優的；另一方面會使個人選擇危險地從事生產工作，因為在事故發生之后，國家會維護他們的利益。

　　安全生產作為一種公共事務，需要合作治理，精誠合作。現實情況卻是，政府有時交替使用兩種政策，結果不僅使企業沒有動力從事安全生產，而且使個人本身既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促使政府采取新的政策。雖然，這種利益格局對每一方來說，都是最優選擇，但使安全生產陷入了某種“囚徒困境”。每一方都追求自身價值的最大化，結果導致了安全事故的頻頻發生，導致了集體的無理性。

　　而要真正地預防安全事故的發生，就需要走出“囚徒困境”，打破這種利益沖突中平衡的格局，形成各方都有動力維護公共安全的制度空間和價值基礎。這就需要政府以經濟發展作為追求，轉變到以提供公共服務和促進公共安全作為追求；使企業不得不注重安全生產，達到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使個人尊重自身的生命價值，有動力要求企業提供安全生產保障，要求政府制定安全生產標準。

　　或許這樣，才能夠使特大事故發生的幾率小一些。李文釗（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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