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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篇

　　撫摸痛楚的傷

　　□本刊記者王以超何禹欣胡一帆實習記者田啟林／文

　　2003年12月23日夜，一個普通的日子。然而，對于那些死難者來說，這個黑夜卻成為生命的分水嶺——他們永遠不能再見到第二天的陽光。

　　宿命論者也許會問：有誰能夠預料旦夕相處、近在咫尺的鄰家氣井會變成奪命殺手？有誰知道蟄伏地下的“硫化氫”最終會被鉆井喚醒，進而令234人一夜殞命？

　　硫化氫不是一種神秘氣體，井噴事故也不鮮見。然而，究竟是何種因素，將一次遠非摧毀性的事故演變成建國以來最大的工業慘劇？是誰放大了災難？

　　當一切終歸平息，我們要痛定思痛，為的是這樣的災難不再發生。

　　小事故，大災難

　　在石油天然氣行業，提起井噴，業內人多不陌生。“根據現有的信息判斷，與同類井噴相比，羅家16號井事故并不屬于特別嚴重的一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石油鉆采專家對《財經》表示。

　　這位專家的判斷依據是，在井噴后的兩天內即成功壓井，由此可以斷定，事故對設施的破壞有限，至少井口完好。在新疆曾發生過一起井噴事故中，井口被氣體破壞，事故處理足足用了兩個月時間。

　　由于信息有限，井噴的真正原因尚難確定。中國地質大學安全工程學院教授羅云在接受《財經》專訪時，從理論上分析了操作中有可能發生的失誤。

　　根據井噴的原理，井噴一般有三個階段：先是鉆井內的液柱壓力低于地層的流體壓力，地面循環系統的液面出現上漲，這被稱為“溢流”；接著，泥漿涌出地面井口，這被稱為“井涌”；如果這時還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就會發展成為“井噴”。

　　也就是說，井噴不是突如其來出現的，從溢流到井涌到井噴，時間在20分鐘至60分鐘不等。在這個時間內，如果能及時發現、有效處理，井噴事故則可以避免。

　　天然氣井噴通常伴隨著起火。一般情況下，處理井噴，首先是滅火。羅云告訴記者，如果噴出的氣體中不含硫化氫，或者硫化氫含量低，可以直接壓井，甚至要先滅火，再去壓井，這在石油天然氣行業標準里有所規定。但是，如果這口氣井硫化氫含量高，那么點火是制止硫化氫氣體擴散的重要途徑。很顯然，早點火，有助于減少傷亡。

　　不過，經濟上的考量所起的作用，是相當微妙的。據羅云介紹，對于大多數氣井來說，點火是最難以接受的。如果點火，井架及設備就會燒掉，而且氣場是相通的，如果一開始就點火的話，整個氣場都會被毀掉，會造成很大的財產損失。

　　川東鉆探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訴《財經》，早點火之后，壓井難度會加大，甚至不得不用水泥而非泥漿壓井，使整個井無法重新開發。一口深度在4000米以上的礦井，鉆探成本一般都在3000萬元～4000萬元以上。而一口井的儲量所蘊含的價值就更高了。羅家16號井的儲量高達500億～600億立方米，“可能的損失就不是一兩個億人民幣了，這對于國家也是損失。”

　　據記者了解，這種看法在鉆探公司內部不乏共鳴。要緊的是硫化氫擴散造成的傷亡最初無法估量，而與事故處理相關聯的經濟損失是可以計算的。

　　一位多年從事一線鉆井工作的油田工程師提出，要想避免這種情況再次發生，必須在企業安全預案中明確，有毒氣的氣井一旦發生井噴，任何一個現場的工人都可以、也必須立即點火，而不必為此承擔責任。“即使附近沒有居民，點火也可以減輕有毒氣體對環境的損害，而這正是HSE(健康、安全、環保)精神的實質啊。”他說。

　　火山口上的茫然和無助

　　幾乎不需要推理和判斷，對“12·23礦難”的追問，直接指向了一個環節——安全生產監督。

　　毫無疑問，這是一次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對事故原因的科學分析尚待時日。然而，可以假設，如果這次井噴發生在荒無人煙的野外，就不會引起如此慘重的損失。據業內人士介紹，過去我國的油氣田多數建在沙漠、戈壁、海洋等人煙稀少處，井噴事故也多有發生，但不太危及周圍居民。

　　問題是，隨著能源需求日增，以及地質構造較為簡單的富礦大多已被開發，這就意味著在資源勘探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前提下，下一步的開發實際上將轉向那些地質結構相對復雜、對技術要求比較高，乃至毗鄰居民密集區的一些礦藏。此次爆發井噴事故的氣礦，就在此列。

　　面對這種氣礦，作為高危行業的石油天然氣開采業的生產者應當有能力預見到，作業過程可能誘發井噴并造成有毒氣體外泄，也應當有能力采取防范措施對事故加以有效控制。平日，生產者有義務向周邊民眾普及安全防護常識，使他們在事故發生后有能力自救，迅速撤離險境。

　　對此，近年來國務院頒發的有關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其實也有考慮。比如，1993年和1997年，有關方面分別頒布了《含硫油氣田安全鉆井法》和《含硫油氣田硫化氫監測與人身安全防護規定》，后者第六條規定：當硫化氫濃度持續上升且無法控制時，須進入緊急狀態，立即疏散無關人員，并實施應急方案；1998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石油天然氣加工、工藝危害管理》第十三條也明確規定：“應根據有關國家、地方和行業的有關法規和規定制定企業的應急計劃。”

　　問題在于，這些規定只停留在紙面上，并未得到有效的執行。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新聞發言人黃毅在接受《財經》采訪時表示，此次事故反映出相關預警機制的缺失。“企業應該有預警機制，應該把事故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需要企業建立應急預案，包括一些具體規定。但在這方面，目前我們還沒有明確的可執行方案。《安全生產法》只是抽象地說明必須建立應急預防機制，對此缺乏具體的約束。”

　　同樣的問題也反映在石油天然氣的相關行業法規中。記者遍查石油天然氣行業的有關法規，發現在應急預案的規定方面，大多是比較抽象、簡單的說法，缺少具體的規定，更無懲罰機制。在具體措施方面，針對企業人員的預防措施非常詳盡，涵蓋了事故發生前后操作的全過程，但對于如何保護周圍受影響地區及人民的安全，則甚少提及。

　　在石油天然氣開發中傾注對公眾安全的關注，其實是國際的共同標準。1998年，加拿大88公司在阿爾伯達省鉆采一口高含硫井的計劃曾遭到當地居民的反對。由于硫化氫氣體僅需10分鐘就可以擴散到4公里以外，居民認為應急救援方案覆蓋面要在8公里以外。經協調，阿爾伯達能源及公用設施委員會認為該公司的應急方案中有快速點火方案，最后批準了4公里的方案。“風險不必減至零，但一定要在可接受范圍之內。”這是阿爾伯達的結論。

　　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和地區，與公眾協商已經成為國際能源巨頭們不得不遵守的鐵律。在皇家殼牌公司，大約63%的工廠制定了和當地社會進行正式協商的程序。

　　然而，從此次事故的過程看，無論地方政府還是中石油集團都沒有這方面的準備。記者與高橋鎮鎮長楊慶友有一段對話：

　　“在井噴之前，有沒有想到會出這種事故，井隊有沒有提醒過你們？”

　　“沒有。”

　　“中石油集團有沒有就安全問題與你們事前溝通，包括出現事故后如何疏散？”

　　“沒有，從來不知道。”

　　“中石油集團有沒有把它們在開縣的規劃情況，交給政府備案？”

　　“沒有，可能它們認為是公司秘密吧。”

　　事實上，就連究竟是中石油集團下屬的哪家公司在本地開采，楊慶友也知之不詳，“它們公司名字比較多，只是在征地過程中與我們銜接，征地之后一般不與我們往來。”

　　在接受《財經》采訪的礦井所在地小陽村的村民中，沒有一個人此前被明確告知過氣礦開發的危險性，以及發生井噴后該如何尋求保護。

　　記者采訪的所有專家都表示，在油氣開采中，井噴或者其他事故都是難以絕對避免的。這樣，在沒有任何防范和預警的條件下，自2000年鉆井隊進入高橋鎮起，當地居民就不啻坐在了一個火山口上！

　　在井噴現場消毒的武警官兵告訴記者，開縣的多數遇難者根本不知道如何采取防范措施。有些人甚至還拿報紙甚至被子來堵門窗，試圖阻擋硫化氫的腳步。還有些人，可能根本沒有從睡夢中驚醒就永訣人世了，只有被子上撕裂的痕跡，記載過那些永遠無法為人所知的掙扎。更多的人，則是以奔跑的姿勢，或者以掙扎的方式，將尸體呈現在救援者面前。盡管這些尸體已經被收走，但是在幸存者的敘述之中，你依稀能夠在道路上，在莊稼地里，或者山坡上的草叢中，還原那種人力無法導演的真實。

　　假如小陽村的村民們有過哪怕一次演習，假如鉆井隊有一套完整的應急程序，假如鉆井隊擁有所有居民的聯系方式……12月23日的事件就可能會變成一場有驚無險的撤退，而不是家破人亡的慘禍！

　　毫無疑問，此次事故導致如此慘重的人員傷亡，有關方面對災難預防、災后救援方面的失誤難辭其咎！

　　石化安全監督管理的政企不分

　　追尋災難發生的根源，還需要在現行安全生產體制上尋找原因。

　　近年來，國家對安全生產不可謂不重視。今年10月剛剛成立跨部門的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可為明證——作為國家主抓安全生產的最高機構，其“一把手”為國務院副總理黃菊，其委員包括教育部、科技部、國防科工委、公安部、監察部、司法部、人事部、財政部、建設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30多個部委的主要負責人。

　　然而，據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有關人士介紹，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規格雖高，職權卻很籠統。盡管安委會可以監督、檢查、指導、協調國務院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的安全工作，但它只是協調議事機構。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對于石油生產行業的監督管理只是一種綜合監管。”該局新聞發言人黃毅告訴《財經》。

　　在開縣，也真實折射了這種情況。據悉，開縣安監局雖然也對氣礦的安全生產進行監督，但有關人士對《財經》坦言，由于缺乏必要的設備以及技術能力，這種監督更多的只是一種形式上的監督。

　　“即使日常監督，充其量我們只能管(氣礦)地上的部分，地下的部分我們很難管，更不用說正在開發之中，并未進入正常生產階段的礦了。”這位人士說。

　　黃毅告訴記者，即使在現有安全體制內，不同的行業，監管力度也并不相同。對煤炭行業的安全生產監督最為重視。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負有監督管理職能的機構共有五個司，其中對煤炭行業專設了煤炭監察一司、煤炭監察二司，從國家到基層都是垂直管理。但對石油天然氣行業的安全監督管理要松懈得多。石油天然氣行業只與所有非煤礦產、能源行業同屬監管一司監管，監管力量只占很小的比例。

　　遍查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歷次文件，其強調的安全生產重點往往是煤炭、道路交通、危險化學品、易燃易爆品等。即使提及石油，也只是一筆帶過。

　　黃毅承認，過去對石油天然氣行業的安全監督重視不夠，其原因是，“從總體上講，石油行業應該說技術是不錯的，如果沒有這次事故，它的安全狀態還是很好的。不像煤礦，事故頻發。”

　　黃毅還認為，對石油天然氣行業的安全監督的漏洞還和行業體制的變遷有關。石油行業的行政執法職能原來在石油部，198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石油部撤銷，成立了能源部，作為石油工業的主管部門。同年9月，原石油部改組為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直屬國務院領導，同時成立了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此后到1998年，國務院決定把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拆分成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從此形成了三大石油公司鼎立的格局。

　　據了解，這三家石油公司作為中國石油行業的“巨無霸”，自成立之日起便擔負起部分行業監管的職能。而能源部于1993年撤銷之后，這三家公司更是全面“接管”石油天然氣行業。在安全生產領域，這就意味著國家安監局把對石油天然氣行業的安全監督管理的職責，平移給了這幾個身為企業的集團公司。

　　但是，企業畢竟是企業。按照2000年11月由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推出的綱領性報告《中國石油天然氣行業現代化：結構改革和監管》，石油天然氣行業存在著三類不同的監管內容，即礦權和財政監管，技術監管和經濟監管，可事實上，財政監管和經濟監管更為人們所熟知，而包含安全監管在內的技術監管并未提到應有高度。

　　從制度上看，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也確乎對安全生產有著極其詳細的規章，然而可惜的是，這一切都被視做石油企業的內部事務，很難站到社會責任的角度思考。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宦國渝研究員稱，“關于安全環境，一個大的原則應該是建立國家標準，由獨立的監管機構進行監管。”美、俄、澳等聯邦制國家，正是實行這種做法。他們對于環境安全的監管采取的是縱向和橫向監管相結合的辦法，使各州或省政府有權負責其轄內的全部經濟活動，因此油氣鉆井和天然氣配售受州級監管。天然氣硫排放、處理并清除危險化學制品及放射性材料的使用，由有關橫向監管機構負責直接或間接監管，而天然氣燃燒、污水回注和井場清理等特殊業務，由縱向監管完成。正是借重這種縱橫結合的監管以及公眾協商的制度，能源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其社會責任。

　　發展觀選擇

　　發生在開縣的“12·23慘劇”體現了一種發展觀的沖突，更使人深悟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

　　按照“十五”計劃，中國天然氣生產的年增長率需要以5%的速度高歌猛進，并爭取在2010年實現目標。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川東北的高含硫氣井的加速開放旨在輸氣出川，培育新的天然氣市場，開縣的氣井也是西氣東輸的支線忠武線(重慶忠縣-湖北武漢)的重要氣源。

　　其實，此次作為施工方的川東鉆探公司，在經歷中石油集團減員增效之后，正在謀求多年來的首次年度盈利。羅家16號井的特大事故無疑使這一希望落空，當然同時全盤落空的還有年初下達的安全指標“四個杜絕”(一是杜絕發生井噴失控和井噴著火爆炸事故，二是杜絕發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三是杜絕發生3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四是杜絕發生直接經濟損失在100萬元以上的事故)。

　　此次礦難，另一個頗受爭議的細節在于鉆井隊是否在壓力的考量上加入了經濟因素。這種爭執本身，就體現了經濟增長與生命安全的矛盾關系。

　　在中國能源緊缺、經濟發展落后的今天，GDP永遠是一個難以拒絕的指標，問題在于忽視社會整體協調的經濟發展能否持續？事實上，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其高風險后果，發展失衡的危險甚至可以超出整個社會的承受能力。

　　234個鮮活生命的戛然終止，既是這一命題的注腳，也正將這一命題的探討推向更為深入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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