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環境保護部即將頒布“部長令”，環保部門將可以不通過地方政府，直接關停違法排污的企業。

　　過去，國務院把關停企業的權力授給了當地政府，環保部門如果想關停企業，必須打報告申請。而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經濟利益為本，對環境污染持縱容的態度。正是因為如此，一些環境罪過極高的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包庇下，逃出了“生死場”，使得污染環境得以持續而不受懲罰。當然，那些包庇污染企業的地方政府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因為他們覺得“經濟不發展”更讓人恐慌。

　　環保部門可以直接關停違法排污企業，這消息讓公眾企盼了許久。但有了這樣的“部長令”，是不是意味著環保部門從此就可以超脫于地方片面經濟發展的欲望之外？環保部門手里持有了“尚方寶劍”，但直接揮向違法排污企業，還會遇到不少障礙。因為目前看，一些地方政府，不僅要求環保部門服務GDP政績，有的甚至在分解“招商引資”指標的時候，還要求環保部門承擔大量份額。

　　假如某個地方政府仍舊迷戀于追求“污染型經濟利益”，而當地環保部門又屬于地方政府的一個組成部門，一旦地方政府不愿意關停違法排污企業，環保部門也無可奈何。環境保護事業是社會共同事業，而所謂的社會共同事業，就是社會的每一個環節都有環境保護的意識和防線，就意味著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無論是法律體系還是道德體系，都對環境違法、違規行為有著足夠的警惕和制約。單純授權給一個部門環保權還不夠，必須形成上下左右的合力。

　　環境保護部門權力增大，環保部門擁有了現場關停權，不等于環境保護從此就簡單和便利了。要想讓“環保關停令”真的生效，還需要一些配套設施。比如生態法庭（環保法庭），中國有幾個城市曾經試點過，但沒有成為規模，也沒有成為正式的國家通律。如果沒有環保法庭，沒有對環境污染罪的嚴格執法，環境污染受害者仍舊無法維護他們與生俱來的尊嚴，受損的生態仍舊無法看到恢復的曙光。

　　另外一個配套措施是環境信息公開。環境信息公開的法規已經施行一年多了，但公開信息的系統還需建立完善，否則無法保證企業和地方政府及時公開有效的環境信息。同時，要想讓“環保關停令”真的生效，也離不開有活力的民間環保組織，畢竟中國的環保事業發展最終還要依靠公眾來完成，社會能量因此需要大量流淌到民間環保組織上。

　　在以上所有的“配套需求單”中，最關鍵的是確定環保審判制度，讓環保污染受害者（無辜的公眾與自然）能夠把環境污染施害者直接推上法庭，讓其受到法律的嚴懲。只有在神圣法律和社會公眾的助威下，環保部門的“尚方寶劍”才可能一出手就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