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黨中央名義對環境保護做出重要指示。1978年，中共中央批準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關于《環境保護工作匯報要點》指出:“消除污染，保護環境，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彎路。”這標志著我國環保事業步入了改革創新的新時期。

　　白駒過隙，30年過去了，我國環保工作早已開始步入中央最高決策層的新時期，“實現環境保護、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三者的平衡發展，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成為今日國人共同的愿望。

　　這個30年，中國環保人堅持“促進經濟、治理污染、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宗旨，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發展道路，譜寫了一部服務經濟建設、探索制度創新、推進社會進步的充滿曲折而又波瀾壯闊的動人篇章。

　　透視文件背后的微妙變化

　　改革開放30年，環境保護走出了一條艱難的發展之路。改革開放初期，當人們從禁錮中解脫出來的發展欲望得到釋放后，接踵而來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又成了心腹之患。30年風雨兼程，歷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化作中國環保史上的一個個里程碑，銘刻著環保部門執政理念、戰略思想和工作思路的不斷完善和深化。

　　1973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確定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32字方針”，這是我國第一個關于環境保護的戰略方針。1983年，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環境保護是一項基本國策”，強調要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解決于經濟建設的過程之中，要求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保護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做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1989年的第三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積極推行強化環境管理的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許可證制、污染集中控制和限期治理5項新制度和措施。1996年的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明確提出“保護環境的實質就是保護生產力”，要堅持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并重。第五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在2002年召開，重點強調了“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而2006年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提出“三個轉變”，則昭示著我國的環保事業已經進入一個新紀元，把環保工作推向了以保護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的新階段。

　　在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戰略室主任裴曉菲看來，這樣的6次會議，已經基本勾勒出我國環境保護戰略發展的基本軌跡:從最初的部門角度考慮環境保護，到從國家戰略高度考慮環境保護；從最初只關注工業污染防治，到工業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并重，再到工業污染防治、生態保護、核與輻射環境管理三大領域并舉；從只重視末端治理，到重視從源頭到末端的全過程控制，再到發展循環經濟；從只重視單個企業的污染治理，到重視從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的角度解決環境問題；從只重視森林、草原等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到更加重視其生態價值。

　　談起環境保護30年，曾經多次參與擬定一些重要環境保護相關文件或重要政策的裴曉菲表示，環境保護理念的不斷升華，不僅僅只是體現在文件上，這一份份文件的背后，卻能折射出國家發展理念的微妙變化。

　　比如，200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從“又快又好”改為“又好又快”，一個先后順序的調換，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思路將更重視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注重質量和效益。

　　那么，到底哪些因素在推動著環境保護理念的變化呢？從世界環境保護的發展歷程來看，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環境形勢的嚴峻程度、重大的環境事件、公眾的環境意識都直接影響著環保戰略的制定。

　　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在宣布成立環境保護部時說:“環境保護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關系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將面臨嚴峻的環境壓力，污染物減排任務十分艱巨，必須按照科學發展的要求，加大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的力度，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2006年，全國環保形勢嚴峻——“十五”期間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目標沒有實現，重大環境污染事故頻發。當年9月，原國家環保總局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國家環境經濟政策項目技術組組長王金南，向全國人大環資委提出了“建立環境保護部”的建議。

　　王金南向記者回憶，2006年的建議是多年積累的結果，也是許多國內外機構研究的體現。

　　王金南說，國務院環境保護機構30年“三級跳”，10年“一大跳”，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環保工作的高度重視，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加強我國環保機構和能力建設，將為中國經濟社會與環境保護走上和諧發展之路，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30年，相對于環保事業的發展來說，或許并不是很長的時間。但要看到30年間的巨變，我們還是要回到原點。

　　1974年5月，國務院成立環境保護小組辦公室。同年11月，重慶市就成立了市環保局，這也是我國出現的第一個環保局，當時各省甚至連環保辦都沒有。時任重慶市環保局局長的曾宇石對于30年來重慶環保事業的巨變，感慨不已。

　　曾宇石說，“當時我們還是‘掛靠’在市科技局，七、八個工作人員也都是從各個局和企業‘借’來的。”當時，以重工業為主的重慶，燃煤使整個城市彌漫著二氧化硫，兩江四岸還有幾百條生活、生產污水形成的長江“支流”日夜流淌，“天上有黃龍，地上有黑龍，中間霧蒙蒙”這句順口溜，連3歲的小孩都會說。

　　制度創新始終不渝

　　30多年過去了，如今，市環保局已經發展成一個有著500名工作人員的、市民關注的大局，全市40個區縣(自治縣)也均設有一級局建制的環保局，100個鄉鎮設立了環保機構或專(兼)職環保員。

　　重慶環保工作的變化也不過是我國環保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縮影，而這也與我國不斷加大環保投入分不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環保投資絕對量呈大幅攀升之勢。“七五”期間全國環保投資476.42億元；“八五”期間達到1306.57億元，是“七五”期間的2.7倍；而“九五”期間的投資又是“八五”期間的2.7倍，達到3516.4億元。按照經濟普查調整過后的全國GDP數據，2000年我國環保投入首次突破同期GDP的1.0％。“十五”環保投資同期GDP的比例為1.19％。為實現“十一五”環境保護目標，全國“十一五”期間環保投資將達到15300億元(約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1.35％)

　　伴隨著國家對環保事業的關注，30年間，我國環境保護制度也不斷創新，比如在工業污染治理方面，我國拓展了工業污染防治的廣度和深度。工業污染防治從單純重視點源治理向點源治理與流域區域綜合治理相結合轉變、從單純重視濃度控制向濃度與總量控制相結合轉變、從單純重視末端治理向末端治理與源頭、全過程控制相結合轉變、從單純重視企業治理向企業治理與調整產業結構、產業布局相結合轉變、從單純重視常規環境管理向常規環境管理與防范突發環境事件相結合轉變。

　　而在城市環境保護工作方面，我們將環境保護內容納入城市總體規劃；不斷完善城市環境管理制度，如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城市環境綜合整治與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創建環境保護模范城市，城市空氣質量報告制度等；增加財政投入，加強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調整能源結構，改善公共交通，采取綜合措施解決城市環境問題。

　　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社會發展不竭的動力。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間，環保工作者從未放棄對環保新道路的探尋。一批批新的環保制度浮出水面，如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區域(流域)限批制度、環境保護掛牌督辦制度、環境安全隱患排查制度、環境安全預警應急機制、上市公司環保核查工作機制以及綜合執法協調機制等。這些制度已經成為環保部門依法行使環境管理職能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在控制污染和生態破壞，有目標地改善環境質量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努力追求環境善治

　　30年改革開放，30年發展過程，我國環保工作由30年前的一個“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展到今天成為國務院部級組成機構，充分表明了國家對環保工作的重視。但這種不斷升格的過程，從另一方面也凸顯出我國環境問題的日趨惡化和復雜。

　　這些年，我們見證了環保部門的諸多努力，從一次次的“環評風暴”，到一個個的“區域限批”，無不體現了最強大的環保行政力量。

　　環境保護部的組建，不只是環保部門得到了一次壯大隊伍的機會，而且最終確定了一個基本的政府意識:應該使環保體制逐漸進入國家基礎政策制定環節中，使環保部門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國家的宏觀決策，使環保工作走上一個更高的臺階。

　　如今，當污染減排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硬約束，環境保護也成為一根無人敢于逾越的高壓線。

　　在今年的“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08年是完成“十一五”節能減排約束性目標的關鍵一年，務必增強緊迫感，加大攻堅力度，力求取得更大成效。從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來看，要完成這樣的任務僅僅靠一次次的“環保風暴”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環境指標真正納入官員考核制度，并通過更加嚴厲的環境執法來落實這種考核，才能遏制一些地方官員盲目的GDP政績觀。

　　這讓人們再次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環境保護的職責并不應局限于環保部門，而應是地方政府、企業公民乃至全社會每個人應盡的義務；同時，促進環保，除了一貫的“大棒政策”，也需要輔之以“胡蘿卜政策”，這樣才能相得益彰。如今，這些共識已經給環境政策帶來一股清風，煥發出新生的強大力量。

　　經濟杠桿作用于環境保護。2007年7月30日，原國家環保總局與人民銀行、銀監會聯合制定出臺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對不符合產業政策和環境違法的企業和項目進行信貸控制。“綠色信貸”正式揭開了一系列環境經濟政策出臺的序幕。近年來，環境保護部門積極主動聯合有關經濟部門，陸續實施了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綠色貿易四大政策，初步形成中國環境經濟政策的基本架構，這成為環保部門參與宏觀調控、優化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

　　從企業的“假想敵”變成“服務員”。從過去僅僅重視促進企業治污，到通過推廣循環經濟生產模式和清潔生產機制，強調資源綜合利用，激勵企業增強環境管理的自覺性。隨著我國環境執法力度的加大和對外貿易的增長，企業環境意識不斷提高，遵守環境法律、健全環保制度、開展清潔生產、實踐節能減排等活動成為許多企業的重要工作。

　　更加可喜的是，截至2007年6月底，全國共有23197家企業通過了ISO14001認證，實行了與國際接軌的環境管理體系，提高了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良好的環境效益。

　　改革開放30年，是我國環保事業健康發展的最好時期。回首30年的歷程，我國環保事業始終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激流勇進，開拓創新。

　　30年前，我們還深陷于到底是要發展還是要環境的無解命題里苦惱徘徊，30年后的今天，環境保護已成為人們經濟活動、生活方式變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或者說已經成為衡量人們幸福指數的一個重要指標。

　　30年過去了，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的轉變，為我國邁步科學發展的“綠色大道”校準了長遠的方向和目標。人們有理由期待，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中國將奏出更加精彩、更加華麗的綠色樂章。站在歷史的重要關口，我們目標明確、思路清晰；面對新的使命與任務，我們必將意志堅定、足音鏗鏘，譜寫出生態文明、和諧共榮的新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