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大廈、館所別墅、寬闊的馬路、流光溢彩的霓虹燈、鳥語花香的公園——城市里的一切仿佛悅目的盛宴。有一群為此盛宴付出最多的人，最終享受到的卻很少。

　　他們，就是農民工。

　　農民工問題引發(fā)了不少社會矛盾和糾紛，甚至引發(fā)許多刑事案件，直接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穩(wěn)定，影響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和焦點。

　　高危行業(yè)中無處不在的身影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10億農民種田的積極性，解放了農民生產力。農村勞動力的解放使得大量富裕勞動力進城務工。

　　農民工能吃苦，肯出力，工資低，任勞任怨，他們有如“黃牛”一樣的干勁，獲得了用人單位和社會的青睞，便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現代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成為產業(yè)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但是，農民工這個城鎮(zhèn)邊緣化的特殊群體，由于存在許多政策、體制、機制性障礙和社會偏見因，他們的許多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如工資偏低，拖欠嚴重；生活困難多，居住條件差；就醫(yī)難，看病貴；缺乏社會保障；培訓提高難，升遷提拔難；工作流動性大，婚姻危機多；子女上學難，留守兒童多。特別是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勞動條件差，職業(yè)病和工傷事故多發(fā)，是農民工最突出的問題。

　　農民工是人數多、范圍廣的群體。據統計，2000年有1.2億，到目前，全國約有2億左右農民工。主要從事礦山、建筑、路橋、危化、民爆、冶煉、鑄造、建材等有毒有害高危行業(yè)和服務業(yè)。這些都是事故多發(fā)行業(yè)，農民工約占90%。

　　農民工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低下，勞力廉價，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只有農民工去干。一些企業(yè)廠房簡陋，設備陳舊，條件落后，環(huán)境惡劣，他們常在擁擠、昏暗、潮濕、有毒的車間里生產，在噪聲、高溫、強輻射、粉塵污染的環(huán)境中勞動。農民工所從事的一些作業(yè)場所，許多都不符合國家勞動安全衛(wèi)生標準，有毒有害物質往往超標幾十倍到幾百倍。

　　1998年從事沈陽至本溪高速公路吳家?guī)X隧道施工的400多名農民工在不到1年的時間里，全部患上矽肺病，其中有10名患者相繼死亡。

　　2002年，來自河南省商城縣的一些農民工在無錫宜興市砂礦當軋砂工，惡劣的條件和簡單的加工設備讓他們紛紛感染上致命的矽肺病。據無錫肺科醫(yī)院診斷，宜興洑東共有159名民工患不同程度的矽肺病，其中來自河南省商城縣朱裴店村的共80多人。職業(yè)病專家們診斷后指出，10年內，他們中的很多人將不在人世。

　　事實正是如此。

　　朱裴店村60多歲的劉心祥老人，他在幾年時間里失去了3個兒子，他的兒子去世時沒有一個是超過40歲的。

　　蘇州市第五人民醫(yī)院在2004年收治的60余例因接觸職業(yè)危害因素而出現職業(yè)病癥狀的患者，基本上是農民工。

　　據江蘇《新華日報》2004年10月29日報道，南通征兵工作開展后，適齡青年農民工從全國各地趕回家鄉(xiāng)參加征兵體檢，結果竟有一半人因受職業(yè)病傷害而體檢不過關。

　　由于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農民工因超時、超強度勞動而疲勞致死的事時有發(fā)生。現在的企業(yè)主，尤其是包工頭通常都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身體，讓他們廉價地出賣更多的勞力。雖然國家法律明確規(guī)定了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每天不超過8小時、每周不超過40小時，但對于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說，是不能依法享受這種待遇的。加班加點是普遍現象，幾乎沒有一名農民工休過完整的周末。

　　人不是鋼鐵。在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狀態(tài)下，勞動者筋疲力盡、意識模糊，常常無法準確控制自己的行為，即使了解安全生產知識也極易發(fā)生工傷事故。

　　李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家具廠做木工，因工作任務重，每天工作長達11至12個小時，在長期連續(xù)工作數十小時的情況下，因為控制不住自己的動作，手掌被電鋸切斷。

　　嚴重的工傷事故和職業(yè)病讓農民工日后以勞動謀生的條件化為烏有，如果他們又得不到相應的工傷賠償，農民工本人以及整個家庭均會陷入困境，而且有的因生活不能自理，給家庭帶來痛苦，給自己心理造成抑郁甚至絕望，常感生不如死。

　　宿松縣一位名叫張?zhí)旌偷霓r民，1989年在山西一煤礦打工，因礦井塌方，致雙腿癱瘓，那年他才21歲。從此和他年邁、多病的母親相依為命。2007年，張?zhí)旌?9歲，依然沒有成家，就撿了一個棄嬰作為養(yǎng)女。他母親不但帶病下田勞作，而且還要為兒子及孫女做飯，經常累倒在地。

　　這樣的情況，讓張?zhí)旌透械阶员啊⒐陋殻�進而內疚、絕望。2007年中秋節(jié)的晚上，正是萬家團圓之時，張?zhí)旌蛥s做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舉動：他先用刀砍，再用鐵鋸將自己的右腿鋸斷，因流血過多而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進城勞作的人群中，童工比青工、成年工更廉價，更好管。國家雖有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規(guī)定，但是，一些私企、外企見利忘義，雇傭童工生產，甚至出現拐買兒童當童工的現象。由于他們年幼無知，事故常有發(fā)生。

　　在北京某食品加工廠打工的童工劉某，在連續(xù)工作兩天、僅休息4個小時的情況下，身體極度困乏，無意識地將手放到了高速運轉的機器上，導致半個手掌被切掉。

　　王雷，15歲，在廈門市壟江工業(yè)制品有限公司打工，操作機器時四個指頭被碾碎，公司否認其身份，不給他報工傷，竟沒有一位工友敢出來為他作證。

　　據《南方都市報》2008年4月28—30日的系列報道，黑中介和黑工頭利用所謂高薪誘惑，將四川涼山大多未滿16周歲的兒童拐騙出來，一批批運送到東莞和珠江三角洲當童工。在陌生的環(huán)境里，他們常被打罵，幾天才能吃一頓飽飯，一些小女孩甚至慘遭強奸。工頭用低廉的價格，將他們“賣”給工廠，每月要干滿300小時，每小時僅有2.5元—3.8元工資，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障就更不可能有。他們日復一日從事繁重的勞動，超時超負荷的運轉讓他們疲憊不堪，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頭們用死亡進行威脅，告誡他們逃跑就要付出代價。他們原以為自己的辛勤勞作能夠改變遠方家庭的貧困，疲憊和虐待使他們失望，甚至絕望。現實使他們別無選擇，在暴力與金錢的控制下，他們度日如年。而在遙遠的家鄉(xiāng)，他們的父母卻并不知曉自己兒女所經歷的非人遭遇。

　　農民工缺乏自我保護的意識和能力，防災抗災能力差。相當一部分農民工不知道所從事的工作有什么樣的危險因素和嚴重后果，不知道正確穿戴和使用勞動防護用品，經常違章操作，冒險蠻干。

　　2001年4月7日下午，在蒙城縣北段排水工程清淤中，井內存在混合性有毒氣體，由于下井前沒有檢測，更沒戴任何防毒面具，當第一個清淤工韓之龍下去中毒死亡后，第二個清淤工下去搶救，又中毒死亡，施工隊長李向民再次下去搶救無果，也被毒死。死亡的3人都是農民工。

　　同年6月１6日，在云南省楚雄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某藥廠工程施工中，工人向人工樁孔（深10.5米，直徑1米）內放置鋼筋籠時，造成第一個下井操作的人員中毒死亡，下去搶救的3人也相繼死亡，接著下去3人搶救前3人，用空壓機向井下送風，才免遭一難，雖未造成死亡，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傷害。這4死3傷的人，全是農民工。

　　農民工生活最苦，勞動條件最差，死傷最多，但社會保障卻最差。主要表現在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參加工傷保險率低，上意外傷害保險率更低。生育保險、醫(yī)療保險、養(yǎng)老保險、失業(yè)保險等等根本就沒有他們的事兒。

　　雖然有些農民工在城市有穩(wěn)定的工作，并且工作的時間很長，但是他們卻享受不到住房公積金、廉租房和最低生活保障費。

　　農民工安全，立法是前提

　　農民工發(fā)生事故“私了”的不少，因為是法盲。即使懂一點法律常識，也請不起律師。經濟上得不到應有的賠償，嚴重侵害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有句諺語道：“安全生產靠僥幸，出了事故錢擺平。” 而“私了”的業(yè)主更加有恃無恐，漠視安全，漠視農民工的生命。

　　其中，三個“沒有”成安全生產的一個無奈癥結。

　　一沒有經濟地位。工資偏低，有的少得可憐，老板甚至拖欠工資，哪有經濟地位？

　　二沒有政治地位。工在打工單位工會不讓參加，黨團組織入另冊，黨費、團費回農村交，“兩會”代表沒有農民工，不能參政議政，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沒有升遷的機遇，何言政治地位？

　　三沒有社會地位。沒有城市戶口，連城市里的小孩子都會說：“你是農村人！”再加上前面兩個“沒有”，何來社會地位？只有今年，“兩會才有3位農民工，這是個好的開端。”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姓“農”的民工也30歲了。但是，農民工從進城打工的第一天起，上述問題就逐步顯現出來，而且越來越突出、嚴重。可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政策措施卻沒有及時跟上。

　　最突出的是戶籍問題。

　　多年來，“城鄉(xiāng)分割、一國兩策、一市兩制”的戶籍制度給農民工引發(fā)許多社會不公。諸如收入標準、醫(yī)療衛(wèi)生、社保福利、子女入學、升職培訓、工傷賠償等，有無城市戶口，其差異很大。在同一個企業(yè)里，城市和農村兩種不同戶籍身份的工人，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待遇有很大的差別，前者有各種優(yōu)勢，后者則受到歧視，實際上形成了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的局面。如農民工發(fā)生事故，就因為戶口在農村，其事故賠償不能和城市的工人享受同等待遇，這是明顯的不公，是令農民工最感不滿和氣憤的，也是社會歧視農民工的重要原因。安全心理學家研究表明，人的安全心理活動不僅同人的一些與生俱來的先天因素有關，更重要的是它要受到周圍環(huán)境、活動領域實踐內容等外界因素的極大影響。健康、動機、情緒、情感等對安全心理都有極大的影響。很顯然，現行二元戶籍制度給農民工造成許多負面影響，根據安全心理學的理論和實踐，二元戶籍制度是影響農民工安全生產的重要心理因素，是農民工事故多發(fā)的深層次原因。

　　《安全生產法》可以說是一部重在解決安全生產中死傷最多、危害最大、最突出的問題——農民工的安全生產問題的法律，然而，這部法律直到2002年才出臺；

　　唯一對農民工沒有政策和制度障礙的社會保障法規(guī)——《工傷保險條例》出臺在2003年；

　　有40條措施意見的《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出臺在2006年。

　　但是，給企業(yè)放權的政策、法律主要都出臺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è)法》就出臺在1979年。

　　安全生產和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政策、法規(guī)遲后二十年左右才出臺。而且，這些政策、法律的內容雖然涉及到安全生產和維護從業(yè)人員合法權益的條款，但都不是強制性的規(guī)定，更沒有設定違規(guī)處罰的條款。

　　農民工事故和職業(yè)病多發(fā)問題，是農民工的其它權益問題和安全生產問題相互作用的結果，是農民工權益缺失的集中表現。

　　從系統工程的觀點看，解決農民工的安全生產問題，就是解決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問題。表面看是要解決保護農民工的生命健康權，消除在戶籍、就業(yè)、工資、醫(y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給予農民工應有的國民待遇等問題，而實質則是我們國家要建設一支什么樣的工人階級隊伍，構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階層結構，是建設一個城鄉(xiāng)一體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是維持目前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的問題。

　　目前，我國已有兩億農民工，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再加上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至少要占到我國人口的一半以上。

　　這些問題解決得好與不好，是關系我國改革發(fā)展成果能不能惠及占一半人口的最底層老百姓，關系2020年能不能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關系社會和諧穩(wěn)定，關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yè)前途命運的大問題。我們應當從全局和戰(zhàn)略的高度來看解決農民工生命健康等權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把我國建成安全、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高度，來認識和解決農民工的安全生產問題。

　　應當承認，現行農民工的政策、體制和做法，是在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在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可以不要也不應該要這一套農民工政策、體制的做法。

　　農民就是農民，工人就是工人。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報告分別指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yè)和城鎮(zhèn)轉移，是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事實上，所有現代化的國家，都有一個大部分、絕大部分農民轉變?yōu)楣と恕⑹忻竦倪^程，并沒有搞農民工這一套。

　　我國是在當時的國情條件下，農村容不了這么多勞動力，農村要發(fā)展，城市也需要用工，但戶籍制度等沒有改革，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應該說，農民進城當工人，這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但搞成目前的這一套，是計劃經濟體制后遺癥的表現，也是我們改革不及時、不配套、不到位，發(fā)展不協調的結果，所以給農民工帶來了許多的苦難，給社會及政府造成了這么多的“麻煩”。

　　因此，要解決農民工的生命健康等權益問題，不能就事論事，而應從深層次入手，從根本上改革現在已經形成的農民工這套政策、體制和做法，實行有利于保護農民工生命健康等權益的政策、體制、機制，最終取消農民工的概念，將其融入工人階級的隊伍，使農民工從組織上、思想上、工作上徹底改變臨時觀念，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更大的貢獻。

　　農民工安全生產，執(zhí)法是關鍵

　　要解決農民工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就要全面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法規(guī)要求。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和溫家寶在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為從深層次、統籌解決農民工安全健康等權益提出了指導思想和原則要求，《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則是兩個報告的具體措施，更是一個統籌考慮、綜合治理之策。《意見》是2006年發(fā)布的，許多地方和單位都沒有很好地宣傳、貫徹，廣大農民工根本不知道有這個文件。

　　要改善農民工的境況，就要做到以下三個內容：

　　一是根據勞動強度和風險大小與報酬統一的原則，提高高危行業(yè)農民工的工資標準。

　　二是提高傷亡賠償標準。事故罰款，從過去的幾千元、幾萬元到現在的20萬元（死亡1-2人的事故），提高近10倍，但是傷亡賠償標準近年來提高不大，與國外的標準相差更大。提高罰款，不如加大賠償。因為罰款往往可以討價還價，甚至有領導說情，可以減免，對責任單位觸動并不大。但賠償是受害者的權利，只要有政策規(guī)定，是不能討價還價的，一般都能依法到位。工傷補償的標準也應作相應的提高。

　　三是修改《工傷保險條例》。用人單位未參加工傷保險的或非法用工的，農民工工傷賠償往往是困難重重。為此，建議將《工傷保險條例》有關條款進行修改：對用人單位未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發(fā)生工傷事故后，由社保基金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然后向單位追繳。農民工在非法用工單位打工受傷的，也應先從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相應待遇，然后由人力資源和社保部門向非法用工單位追繳并處罰。由于農民工工傷待遇索賠程序復雜，導致政府、社會，特別是農民工要付出巨大的維權成本，應盡量簡化相關法律維權程序，降低農民工維權成本。江蘇省將企業(yè)工傷保險與安全生產許可證掛鉤的做法，值得借鑒。

　　全國每年有10多萬人死于各種生產事故，幾百萬人受傷，職業(yè)病每年以15%的比例上升，其中，農民工占大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能把農民工的安全生產問題給解決了，中國的安全生產問題才有可能平穩(wěn)落地。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工安全生產問題的解決，將有效促進農民工其他權益的維護。

　　農民工問題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全局，是經濟社會安全發(fā)展的重點，進一步做好以農民工安全生產問題為重點的農民工工作，對于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大局和順利推進中國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現代化進程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