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系統性的環保法律法規也已制定，但環保執法卻存在諸多問題。有人將環保執法與企業比作貓和耗子的關系，耗子總能找到躲的地方。對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在保經濟增長，追求GDP政績的驅動下，環保往往讓位于經濟發展，環保執法遭遇尷尬境地。（4月26日 《瞭望》新聞周刊）
對此，環境保護部環境發展中心主任唐丁丁唐丁丁指出，我國環境法制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一些重要的環境保護領域立法薄弱，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監管不力的問題仍十分突出，對環境違法處罰力度不夠，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環保往往讓位于經濟發展，這是一種尷尬的事實，也是普遍存在于現實中的現象。有數字為證，200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環評法執法檢查報告顯示，許多地方和部門存在未批先建、批小建大、未評先批等現象，一些地方甚至用紅頭文件為此保駕護航，僅2007年，全國就清理出51件與環評法有關規定不相符合的地方性文件。而環保部對2008年省、市級審批的118個建設項目進行抽查，結果違法率高達24%。
長期以來，地方政府由于受經濟指標至上的政績觀的影響，在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二者關系的認識上陷入誤區，人為對立了二者的關系。有些地方政府不惜以資源的過度消耗來促進經濟的增長，經濟發展中只求數量，而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更有甚者干脆直接充當保護傘，成了環境違法行為的擋箭牌。
環保往往讓位于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讓我們看到的是制度短板，是執法力量微弱和處理手段過軟。執法力量不足，公眾早已熟悉，而手段過軟，主要體現在環境處罰的主要手段只是罰款，而就連唯一的處罰手段，其可以處罰的數額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導致罰款大多遠遠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在這種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畸形狀態下，多數企業往往寧愿選擇繳納罰款也不愿意投資整治污染。據此，有關部門曾統計，我國環境違法成本平均不及治理成本的10%，不及危害代價的2%。
許多地區不惜采取高消耗、高污染的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方式來發展本地的經濟。近年來，沿海地區產業升級，大量的污染企業轉移到了中西部地區，往往造成污染物的地區間變相轉嫁問題。據報道，江西、安徽兩省一些地區，為了趕上這一波產業升級的大潮，招商引資心切，不惜降低環保門檻，或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就上馬建設，或環評報告流于形式，反而成為污染企業的遮羞布。
在這樣的態勢下，我們看到的是環保部門的無力現狀。綜合世界銀行、中科院和國家環境保護部的測算，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GDP的10%左右。環境問題的產生是由于公共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缺乏有效制衡而造成的。
更進一步說，環保往往讓位于經濟發展與發展主義的迷思有關。許寶強博士曾在《發展主義的迷思》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問題：究竟為什么要發展？經濟增長是否就等于改善人們的福利、提高人們的生活素質？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什么？歸結到一點就是：是誰的發展，為了誰而發展。在經濟增長的問題上，如果陷入極端，我們就可以說，片面的發展主義如果不是不是災難，至少也是一種幻象或者迷思。筆者以為，站在這樣的立場上，審視環保往往讓位于經濟發展是恰當的，也是切中要害的。
環保讓位經濟是發展主義的迷思，更是一種幻象，對此，整個社會應有理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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