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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7月28日上午10時15分，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一廠區發生起火爆燃，造成丙烯泄漏；幾乎就在同時，吉林省吉林市永吉縣有7000只左右的化工原料桶被沖入溫德河，進而流入松花江……“我們都顧不上吃飯，就趕著去調度處置了！”環境保護部環境應急與事故調查中心副主任張迅談起當天的情況，仍然覺得驚心動魄。

    加上此前發生的紫金礦業污染和大連油管爆炸，7月共發生了16起環境突發事件，這對于環保部門來說，可謂是個多事之秋。而從今年來看，截至7月底，全國已經發生118起環境突發事件，這一數字遠高于去年同期(去年全年發生環境突發事件171起)。一系列社會影響巨大的突發環境事件在短時間內接連發生，不僅給附近居民帶來持續的震蕩與恐慌，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環境應急，容不得半點松懈，必須時刻繃緊防控和應對突發事件這根弦。

    時刻準備著

    “進入汛期以來，我們明顯感覺到環境突發事故特別多�！睆堁刚f起這些事故倍感沉重。6月，江西省某藥廠幾千只原料桶被沖入贛江；7月，浙江省千島湖地區某尾礦庫發生垮塌，陜西某尾礦庫發生事故，8月的前5天就出了6起事故……“好在我們處置及時，沒有造成大的環境影響。但這段時間我們心里真是七上八下的，實在沒底。”

    這些事故一旦沒有處理好，其可能造成后果的嚴重程度絕不會小于大連漏油事件。

    盡管時間緊、任務重，環保工作的應急工作仍然完成得非常出色。只要有環境污染事件發生，都嚴格做到了五個“第一時間”:第一時間報告、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第一時間開展監測、第一時間向地方政府提出向社會發布信息的建議、第一時間開展調查。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也受益于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之后國家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

    缺乏法律依據，應急處置缺乏科學性，預警監測不準確，應急信息通報不及時、不充分，應急儲備不充足，應急評估失靈……這個給中國環保人帶來深刻記憶的標志性事件，暴露出我國環境應急管理法制不完善、體制不順暢、機制不健全等諸多弊端，也使環境應急真正上升為政府環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為契機，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正式組建了環境應急與事故調查中心，全面進行環境應急管理。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來，我國先后組織了石化企業環境安全大檢查、尾礦庫環境安全大檢查、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排查和涉鉛、涉砷企業的專項督察行動，對遏制突發事件的高發態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從今年開始，環境保護部將開展為期兩年的環境風險源調查，并根據調查結果，建立分級分類動態管理平臺，科學評估環境風險、提出防范建議、指導地方的日常監管工作。隨著國家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的出臺，我國環境應急隊伍的能力在一次次環境應急事件中得到了鍛煉，多次妥善完成了應急處置任務，為下一步治理提供有力支撐，并維護了社會穩定。

    環境應急需要常態化

    “關鍵時刻上得去”，這句話概括了公眾對環境應急隊伍的印象。而“養兵千日、用兵千日”則代表了當前環境形勢對環境應急工作者的實際要求。

    我國環境應急工作剛剛起步，由于基礎工作尚不夠扎實，面對突發的環境事件，還不具備足夠的應對能力，很難做到從容不迫。有人說，環境應急中心越來越像個“消防隊”，哪里有問題，就立刻撲向哪里。

    據介紹，2008年，環境保護部將環境應急與事故調查中心與環境監察局分設，各自獨立運行。之后，江蘇、遼寧、山東、山西等地也相繼成立了應急管理機構，有的則在環境監察、監測或污染控制部門臨時下設一個辦公室，承擔應急管理職責。但絕大部分省級環保部門沒有專設相關機構，一般只有1~3人臨時負責應對突發環境事件。即使算上兼職的環境應急工作人員，全國的應急隊伍也僅有500人左右。而美國環保署下設的環境應急中心，分別在10個區域設立了專職應急機構，共有3萬多名工作人員。

    人手緊缺，直接影響了環境應急的質量和效能。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一半以上突發污染事件的第一手信息，是從網絡中得到的。環境應急管理是防范和處置突發環境事件的最后一道防線。第一時間得不到信息，也就意味著可能貽誤戰機，這令環境應急管理人員如履薄冰，常常處于高度緊張狀態。由于信息渠道不暢，應急中心每天都要從網上搜集有關環境污染事件的信息，不定期地編制專報。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環境污染事件發生的原因極其復雜。在常規情況下，突發環境污染事件中僅有15％是企業違法排污造成的，還有一部分是極端氣候條件引起的自然災害或人為因素引起的，而有2/3左右是安全生產事故和交通運輸過程中發生的。這意味著，絕大多數環境污染隱患并不在環保部門的視野之內，而其他部門則很難從環保的角度考慮問題，這也直接導致環境預警的失效，甚至引發環境次生災害，形成環境應急被動挨打、疲于應付的狀態。

    比如當化工企業發生爆炸，消防隊員會把滅火當作自己神圣的天職，但滅火有時并非最佳的選擇。滅火用的消防水，尤其是混雜了化學危險物品的消防廢水一旦處置不當，就會構成對環境的污染。同時，一些有毒有害物質本來可以在燃燒的過程中分解消失，但是將火撲滅后，它們就會混雜在消防水中流入自然環境。這一點，在西方發達國家早已成為常識，而在我國仍未引起足夠重視。

    非常態管理與常態管理相結合，是環境應急管理發展的必然要求。突發環境事件的不確定性決定了非常態管理的必要性，但當前嚴峻的環境形勢和復雜的事故原因對環境應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使我們必須更加強調常態管理的必要性。

    縱向延伸與橫向拓展

    實事求是地說，近幾年來，地方政府對環境應急工作的責任意識已經有所加強，但仍然普遍存在誤區，比如把應急管理簡單等同于應急響應。

    完整意義上的環境應急，包括事前預防、應急準備、應急響應、事后恢復4個環節和風險防控體系、應急預案體系、指揮協調體系、恢復評估體系四大核心要素。

    要想突破環保部門疲于應對突發環境事件的局限性，必須樹立全過程環境應急管理的理念，而不能僅僅局限于突發環境事件處置。

    環境應急，重在預防。嚴格說來，許多污染事件尤其是重污染事件都不能稱之為突發環境事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長期積累和得不到有效處置的結果。事件得到臨時控制之后，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從長遠角度考慮如何從根本上消除危害，遏制此類事件繼續發生，應將環境應急管理的各個環節融入環境綜合管理中。

    海恩法則說，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每起突發污染事件的背后，總有其必然性。如此次南京化工廠爆炸引發火災前，這一企業所在的南京市棲霞區就曾多次發生化學氣體泄漏事件，所幸之前并未釀成大禍。諸如此類化工企業選址的老問題，可以追溯到城市建設初期，當時沒有考慮到規劃問題，城市一旦向外擴張，原來地處市郊的工廠，現在就夾雜于居民區中；沿江沿海密布化工企業，溢油、爆炸和起火的概率也較大，惡性事故一旦發生，極易引發連環事故。

    隱患存在于環境管理各個環節，防范也應設立一層層關口。如在環評審批中，應對項目選址、布局和生產工藝做出科學評估，督建應急設施；在污染控制工作中，不應只局限于要求企業污染物排放的濃度達標、總量達標，還要從環境風險的角度要求企業盡可能減少排放；而到了監察執法時，不能僅僅局限于檢查企業是否違法排污，還要利用熟悉企業環境的優勢，善于發現安全隱患，督促企業整改……如果環境管理各個環節中，都能從規避環境風險上多下功夫，那么就最大程度地減少了環境應急的壓力。

    要想突破被動應對環境污染事件的局面，必須樹立綜合環境應急管理的理念，而不能僅僅靠環保部門單打獨斗。

    環境應急管理是各級政府必須履行的職責。因此，各地應抓好應急能力評估體系建設，在政府統一指導下，通過適當方式，將環境應急管理融入相關部門，實現各部門的密切配合。

    在這方面，基層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近幾年進行了豐富的創新實踐，證明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加強部門聯動、培養應急專兼職隊伍，有利于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的應急管理體系。如山西省朔州市建立環保、消防聯動機制，隨時執行應急救援任務；北京市環保局聯合北京金隅紅樹林環保技術有限公司組建了北京市危險化學品專業救援隊，承擔危險化學品事故應急救援工作；河南省焦作市中科北京宇圖天下科技有限公司開發了環境應急決策指揮系統，加強環境應急體系建設。

    去年年底，為切實做好因生產安全事故引發環境事件的預警與應對工作，環境保護部、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建立應急聯動工作機制。根據協議，雙方將以電話、傳真、值班信息、文件交換等方式互相通報突發環境事件的環境監測信息、突發環境事件的處置信息和可能影響環境安全的安全生產事故信息。

    據介紹，環境保護部將加強與水利、交通、公安等部門的信息交流和溝通，利用簽訂合作協議、備忘錄等形式，實現部門信息交流制度化和規范化；與消防部門共同開展環境應急救援隊伍示范項目建設，建立協調、配合和參與機制。通過在關鍵行業和領域探索開展部門聯動，為完善部門聯動機制積累經驗。

    從發展戰略的高度看待環境安全

    從國際經驗來看，大投入、大產出的重化工階段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繞不過去的“坎”。在這個階段，重化工業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經濟重型化程度加強。上世紀40~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在他們的重化工階段制造出了世界著名的八大公害，而我國目前國民經濟發展也顯示出過于依賴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拉動，高耗能、高污染、高風險的特征。這決定我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將處于污染事故高發期。

    五六年前，當環境安全被提出并呈現在從事公共政策制定的決策者面前時，有不少人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直至這種輕視造成許多不可預料的后果，才逐漸使這種狀況有所改觀。

    不斷發生的重大突發環境事件，給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財產造成了嚴重損害。讓很多人都有同感的是，過去幾個月才發生一起污染事件，現在卻開始頻繁“冒泡”，全國平均每兩至三天就發生一起水污染事故，有時甚至一天內就發生好幾起。

    公眾有這樣的感受并不奇怪。由于我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根本轉變，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產生長期累積效應，環境惡化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影響社會穩定、危害公眾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另一方面，隨著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美好生活環境的向往也與日俱增。在這樣的強烈對比下，污染事故在如今這個特殊時期，就顯得尤為刺目和敏感。

    按現在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負荷還將成倍增長，生態環境也將承受更大壓力。這一時期，將是環境安全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環境與發展矛盾最突出的時期。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從發展戰略的高度看待環境安全，將環境安全同糧食安全、國防安全以及能源安全一起納入國家最高發展戰略之中，并以立法形式加以確認；將環境安全納入各級政府各項發展規劃和各項政策制定中，實施環境安全一票否決制，對不符合環境安全的規劃和項目予以全面的修訂和改進，對已實施的規劃和項目按照環境安全的要求予以調整。

    減少環境事件的發生、縮短污染事故高發期，在當前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并非易事。我們能做的，只有不斷增強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能力，推動應急管理工作從無形到有形，從業務管理到職能完善，逐步向規范管理、體系管理轉變，應急管理工作也逐步由非常態管理向常態與非常態結合的方向轉化，并最終形成常態化管理模式。唯有如此，才能盡可能減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成本，真正有效地保障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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