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工們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治權威的死亡。我們并非沒有制度，但現在哪怕安全管理機構制定出再完備的制度，也已經不被管理對象包括制定者發(fā)自內心地尊重和遵守，因為這種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使用，它們缺乏嚴肅性和不可侵犯性
至少從2001年開始,礦難在中國不再是什么重大事件。這是中國能源行業(yè)最殘酷的一面：全世界煤產量最高的國家，也是安全記錄最差、因礦難死亡人數最高的國家。
讓人難堪的是，礦難尤其是特大礦難事故的頻發(fā)，與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安全生產監(jiān)管力度是同步的。除了領導們不斷地批示，國務院不斷發(fā)布類似《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guī)定》之類的明碼通知，2001年2月，國家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局掛牌成立，也被認為是安全監(jiān)管走向正規(guī)化軌道的不二法門。此后我們每年都可以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數次聲勢浩大的“安全生產大檢查”，以及對不合格煤礦“堅決取締”和對相關責任人“嚴肅處理”的鄭重宣告。尤其進入2005年，國家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局升格為總局，擔任過中石化董事長和國資委副主任的能吏李毅中出任國家安監(jiān)總局第一任局長，這種領導權威的力量被使用到了極點。
然而，這期間不間斷發(fā)生的爆炸和礦難表明，主觀努力和客觀效果之間存在極其嚴重的背離。即使不算7月15日新疆阜康致83人死亡的礦難，不算7月14日廣東興寧第一次礦難死亡的16名礦工，和“8·7”興寧大興事故中生機渺茫的123人，李毅中稱，僅今年上半年，全國煤礦事故就死亡2672人，同比上升3.3%。其中特大事故死亡704人，上升114.6%。
對業(yè)內人士來說，絕對的死亡數字說明不了問題，一個國家煤礦安全狀況的衡量標準是百萬噸死亡率，今年上半年，我國煤炭產量達到9.4億噸，同比增長9.7%，與3.3%的死亡人數上升相比較，安全狀況其實是在好轉。然而對不懂專業(yè)詞匯的民眾來說，最直觀的印象則是煤礦重大安全事故接二連三，再三再四再五再六，頻率之高已經讓人對發(fā)生在山西、新疆、廣東那些陌生城鎮(zhèn)的死亡感到麻木。
更讓人麻木的，是領導們對礦難“監(jiān)管工作不扎實，沒認真落實，執(zhí)法不嚴格，責任不落實”等憤怒的譴責之詞。2001年11月14-22日，山西省曾在9天之內連續(xù)發(fā)生了5起特大瓦斯爆炸礦難，100名礦工死亡。在此期間，筆者正在山西采訪，目睹了這廂礦難一個挨著一個，那廂領導們一邊疲于奔波于各出事現場，一邊下令撤職和逮捕，一邊繼續(xù)三令五申，召開各種會議痛斥和流淚。筆者還有幸記錄下了當時山西省政府曾發(fā)出的4條緊急指示：第一，對已經發(fā)生的事故追究地方領導干部和礦主的行政或刑事責任。第二，對全省所有煤礦停產整頓。第三，全省抽調1100人進行為期一個月的煤礦安全整治和整頓驗收大檢查，省成立督查領導組，11個地市設督查組，由省、市長和分管領導任正副組長。第四條，建議省委盡快召開常委會專題研究安全生產工作。
追究責任，停產整頓，領導親任組長的大檢查，開會研究，批示，下發(fā)文件，流淚。事實證明，這些領導們行之有效的措施都換不來此后越來越多失去的生命。2672人也好，123人也好，在文件里都不過是個數字，沒有人知道，這些數字留下多少寡婦和未成年的孩子。
3月19日，山西朔州細水煤礦爆炸，72名礦工遇難，李毅中責問：“為什么中國古代如果被貼上封條無人敢于如此猖狂，今天的礦主卻撕封條、砸鎖，敢于藐視國法、無視監(jiān)管？”7月15日新疆阜康礦難，李毅中又責問：“這么長時間的超能力生產，為什么不查？”
報紙上描述說，官員們無言以對。領導們的責問和痛斥很有力量，但他們早已不是第一個發(fā)出類似質問的領導。自國家安監(jiān)局在世紀初成立以來，現實已經用越堆越高的罹難者尸體證明：領導的權威性，在經歷了市場經濟的導入后，已經被現實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
礦工們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治權威的死亡。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權威的缺失是最嚴重的問題。在計劃體制下，行政手段保證著煤礦安全領導的權威性，然而進入市場經濟以來，多元化的經濟利益所產生的對經濟增長和財富的刻意追求——包括對資源的產量要求和大量開發(fā)，使得安全規(guī)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一個權威死了，可是我們并沒有建立起另一個新的權威。我們并非沒有制度，但現在哪怕安全管理機構制定出再完備的制度，也已經不被管理對象包括制定者發(fā)自內心地尊重和遵守，因為這種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使用，并主要作為懲罰的工具，它們缺乏嚴肅性和不可侵犯性。也因此，從本質上講，我們今天移植過來的相當多的制度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帶來法治，它們仍然是“人治的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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