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礦難消息頻仍，除了死難礦工和家屬們的不幸和悲情之外，人們看到最多的，就是那些事故頻發的小煤窯大多是沒有通過安全評價而非法開采；事故發生之后，地方政府在上級安全生產部門的重壓之下關閉小窯小礦時，沒有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也往往是那些小礦被取締的最直接的理由。這樣的消息看得多了，不免對“安全生產許可證”充滿敬仰，以為非“許可”者則隱患，有了“許可”便安全。

    新華社的一篇報道，卻披露出安全評價行業的重重內幕，并把虛假的安全評價稱作事故隱患的“掩體”，讀之令人悚然：隱患有了“掩體”，工人的生命就暴露在了危險之中。

    公眾根據常識而進行的推斷其實不錯，嚴格的安全評價機制和安全生產許可證制度，確實應該是煤礦生產的安全門檻，通過安全評價、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者，未必一定不發生事故，但畢竟應該是極個別的例外。這也是煤礦及其他各種生產活動得到基本安全保障的必要條件。

    而報道所披露的實際情況，卻是大部分煤礦的安全評價流于形式，甚至出現評價機構與被評價煤礦暗中勾通、聯手作弊。報道中披露，湖南省寧鄉縣相關企業的55份安全評價報告中，有47份與事實不符；湖南省安全監管系統組織的抽查中，發現“幾乎沒有一份評價報告經得起現場檢驗”。如此大面積的失真、造假，使得安全評價機制和安全生產許可證制度形同虛設，完全失去了“門檻”的作用，安全生產的事前監管環節亦告失守。

    目前各地的安全生產評價，多由政府安全監管部門認可的中介機構進行。鑒于政府職能部門的資源有限，引入中介機構是一種切實可行的做法，也為大多數國家所采用。但實行此類制度需要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即政府職能部門必須恪景評價者的評價者”或“監管者的監管者”職責，且必須有相應的法律制度、行業規則予以支持。作為商業機構，贏利沖動永遠都是中介機構第一位的行為動機，所謂社會責任和行業自律，都是只能呼吁不能指望的奢求，尤其對于安全評價、質量監理和會計審核等以審查、監督別人為“服務”內容的中介機構，如果沒有外部力量的強力監督和制度約束，放任的市場經濟規則所導致的，必然是“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淘汰。即如某中介機構人士所稱，如果如實做出太多“不合格”的評價，“就沒礦主找我們作評價了。

    因此，中介機構的“放水”行為固然可惡，但其最終的責任，還在于政府職能部門的失職和相關制度的缺失。中介機構接一單評價生意的收益是3到5萬，被發現不實評價的懲罰不過3萬以下，面對這樣“寬松”的制度，大概只有傻子才會守法。如果在這種近乎放縱的制度下，政府職能部門再疏于職守甚至貪贓枉法，安全評價的失信就成為必然。

    每一次礦難的報道，都伴隨著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李毅中的“怒斥”，和地方政府關閉小煤窯的表態。一時間，關閉小煤窯成了某些地方政府的首要工作，甚至做出逐年關閉多少的指標規劃。關閉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小煤窯，確實有利于整頓煤礦安全生產秩序。但行政命令下的關閉措施，卻可能導致法律上的尷尬，那些經過工商審批、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因而可稱合法經營的小煤窯，其依法與有關職能部門簽訂的契約，不應以一紙行政命令而被廢止，作為公民的礦主由憲法賦予的財產權，也理當受到尊重和保障。

    打擊劣質資本在煤礦生產領域草菅人命，最合理的做法是嚴把安全評價的門檻，使其根本無緣進入。而如果事前放松把關，使其“合法”進入，并投入大量成本之后，卻又一聲令下，統統關閉，則不但可能造成關而不停，也會造成尖銳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