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傳來消息，說有可靠消息來源表明，環境保護部即將頒布“部長令”，從此，環保部門可以不通過地方政府，直接關停違法排污的企業。

　　這消息大概讓許多人企盼了許久。但環保部門的人本身未必敢“接令”，因為權力意味著責任，當權力到達手心的時候，擔當責任的風險，可能會讓環保部門的人縮腳不前，千方百計想把其甩出界外。

　　過去，國務院把關停企業的權利授給了當地政府，環保部門如果想關停企業，必須打報告申請。而許多政府由于一心只想著發財，對環境污染保持高度縱容的態度。可能是因為如此，在地方政府的成功包庇下，環境罪過極高的企業，成批成批地逃出了“生死場”，得以在污染環境的事業上勇攀高峰。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地方政府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因為他們覺得“經濟不發展”更讓人恐慌。

　　那么環保部門是不是從此就可以超脫起來，獨立于經濟發展的欲望之外？或者說，是不是環保部門手里持有了“尚方寶劍”，就會有膽量直接揮向違法排污企業？個人估計比較懸。因為許多地方政府，不僅要求環保部門服務經濟發展，甚至在分解“招商引資”指標的時候，還要求環保部門承擔大量的份額。

　　中國的環境保護部門權力過去一直很弱小，中國的環境保護部門一直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處罰權，但環境保護部門權力增大，環保部門擁有了現場關停權，不等于環境保護從此就簡單和便利了。

　　想像一下，違法排污企業事先聽得一點風聲，馬上跑到政府那去哭訴、去請求避難，環保部門又“此事怎生辦理”？

　　環境保護事業是社會共同事業，而所謂的社會共同事業，就是社會的每一個環節都有環境保護的意識和防線；而所謂的社會共同事業，就意味著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無論是法律體系還是道德體系，都對環境違法、違規行為有著足夠的警惕心和對抗力。

　　假如某個地方政府仍舊迷戀于追求“污染型經濟利益”，只懂得在文件上虛情假意地填寫環保政策，在會議上裝模作樣地喊環保口號，在公眾面前把政府的圍墻全刷上環保標語，那么，當地的環境就仍舊會一天天惡化下去。

　　身陷于各種現實困難條件的“制約”下，環保部門怎么可能動真格，不向當地政府“申請”或者“協商”，直接就“關�！边`法排污企業？既然環保部門的小命仍舊緊捏在地方政府手中，那么，過去地方政府不愿意關停違法排污企業，今后又怎么可能？

　　因此，要想讓“環保關停令”真的生效，還需要一些配套設施。比如生態法庭（環保法庭），中國有幾個城市據說曾經試點過，但沒有成為規模，也沒有成為正式的國家通律。如果沒有環保法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環境污染罪，環境污染受害者仍舊無法維護他們與生俱來的尊嚴，受損的生態仍舊無法維護它們與生俱來的尊嚴。

　　另外一個配套措施是環境信息公開。環境信息公開的法規說起來已經施行一年多了，但無論是企業還是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公開有效的環境信息。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配套”必須出現足夠有活力的民間環保組織。按道理，中國的每個縣都該有一個民間環保組織，可幾乎沒有。中國的環保事業應當由中國來完成，因此，中國的社會能量應當大量流淌到民間環保組織上，可在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幾乎難以向本國的公眾籌資。
　　
　　在以上所有的“配套需求單”中，最需要的是確定環保審判制度，讓環保污染受害者（無告的公眾與無告的自然）能夠把環境污染施害者直接推上法庭，并讓其受到法律的嚴懲，那么，在神圣法律和神圣公眾的助威下，環保部門的“尚方寶劍”才可能一出鞘就閃著震人心魄的寒光，一出手就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