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看，中國環境NGO推行的公眾倡導型環保項目取得長久而明顯成效的，當屬鳳毛麟角，大多數項目在艱難中前行。

　　國內環境NGO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最近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變化：昔日出席正式場合必是西裝領帶的日本政商界人士，如今也逐漸“放松要求”——有人開始不打領帶，不穿西裝了。“這在五六年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馬軍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普通民眾為適應氣候變化的新形勢，做出了生活方式的改變”。
　　在國內，很多由環境NGO發起的公眾倡導型環保項目，雖然旨在提升公民整體環境意識，但其推進卻并不容易，有些甚至無疾而終。

　　行進艱難 

　　“在公眾倡導型環境項目設計與實施方面，國內的環境NGO確實非常熱心與積極。”在評價相關環境項目運行時，一位不愿具名的官方環境宣傳教育人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評價。

　　但是，在付出了巨大熱情后，眾多的環境NGO對此類項目的實施效應也充滿了疑惑：比如，環境NGO經典的“植樹、觀鳥、撿垃圾”等項目一直都在推進，表面看，參加者日漸增多，影響日益擴大，但來自業內的詬病也始終不絕于耳，甚至被貼上了“中國環境NGO水平不高”的標簽。而空調節能、限制塑料袋使用、垃圾分類處理等項目，雖然在NGO倡導后，政府也發布了相關行政命令，但其實施成效中的問題與盲點依然存在。整體看，中國環境NGO推行的公眾倡導型環保項目取得長久而明顯成效的，當屬鳳毛麟角，大多數項目在艱難中前行。

　　原因何在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對本報記者說，公眾倡導型環保項目成效有限，甚至無疾而終并不奇怪，因為“構建資源節約型社會與消費主義兩條路線是對立的，經濟與節能環保始終在博弈”，他說，與環境NGO相對的，是強大的利益集團，在兩者博弈的過程中，NGO的聲音顯然微弱，“他們只能能做什么做什么。”周孝正說。

　　馬軍則認為，公眾倡導型環保項目推進艱難，首先的原因是民眾的環境意識沒有到位，一些優良的環保習慣尚未形成社會主流的生活方式；其次，有助于公眾環保意識提升的綜合性手段貫徹運用得還不夠，比如完全可以在一些資源類產品定價中充分運用市場手段，用價格機制來制約民眾對于能源的過度消費，進而使環保節能成為民眾的主動選擇。

　　前述官方環境宣傳教育人士稱，NGO推動項目，往往存在自身機構缺乏長效管理體制，因此不能保證長期效果。他說，國內NGO疲于生存，在資金和人才方面捉襟見肘，國內的NGO與基金會等機構尚未實現充分對接，NGO往往有生存之虞，資金問題往往會影響項目的執行；另外，國內NGO的特點之一是領導者的個人魅力往往大于組織魅力，因此人事變動也會對項目的長期執行產生較大影響。

　　周孝正進一步解釋說，NGO發起的一些公眾倡導型環保項目，在當前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是切實合理的，但只能治“標”而非治“本”，而治本之道則是建立健全的公民社會，但公民社會的建立顯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何突圍

　　在采訪中，公眾倡導型環保項目的存在意義得到多位人士的一致認可，但是該如何改善現有情況增強其長久性和有效性呢？

　　馬軍認為，國家相關部門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行政命令，細化制度安排，并增強其可操作性，實現資源對接，提高執行效率，必要時一部分職能可以由NGO等機構來分擔一部分，通過購買NGO服務，進而解決了一部分NGO的資金困難問題。

　　環境NGO應積極做好長期扎實工作的準備，進一步加強對于公民環境意識的普及，將項目設計做得更完善并切實增強執行力。

　　對于個人，馬軍認為，一些行政命令直接介入了個人生活，這時的選擇權在于個人。理想狀態是環保習慣成為民眾主動、自覺的選擇，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馬軍并不建議使用行政命令“強制”個人做出某種選擇，他認為，社會應給予個人市場化的寬松環境，將國家戰略與個人選擇融合，給民眾充分的選擇空間，進而使類似項目擁有持續運行的可能性，而不是行政壓力下的暫時應付。

　　周孝正認為，對于已經進入法律體系的環保類條文，政府應嚴格依法辦事；他還特別提醒NGO，在做項目時，要切實提高組織能力，保證項目的合理性并充分把握好“度”，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