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4日9時, 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李家洼煤礦新井發生特別重大炸藥燃燒事故，造成35人死亡、1人受傷。事故發生后，礦主隱瞞事故，封鎖消息，性質極其惡劣，社會影響極為嚴重，通過各地群眾舉報，此次事故才浮出水面。

    在此之后，震驚全國的山西襄汾尾礦庫“9•8”垮壩事故也涉嫌瞞報。而8月1日，山西太原市婁煩縣的太原鋼鐵集團尖山鐵礦發生滑坡，8月1日到9月17日上報的遇難人數一直為11人。9月17日，國務院領導看到網友博客提供的舉報材料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調查核實。從9月22日至29日，短短一周，國務院核查指導組就查明死亡失蹤45人。

     從2001年廣西南丹“7•17”特大礦難開始，每當重特大礦難事故發生后，惡意瞞報便成了礦老板的首選，而在每次的瞞報后面，都會有同流合污的地方官員心照不宣地默契配合，甚至監管部門也精心參與策劃。因為重大生產安全事故不僅涉及礦主的“經濟利益”和法律責任，更牽扯到地方官員的仕途升遷和“政治生命”。

    瞞報成為重特大礦難背后揮之不去的陰影。

    事故瞞報率居高不下成為一種“習慣”，不僅是對生命的極端漠視，更是對黨紀國法的公然蔑視，與科學發展觀背道而馳，更與“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格格不入。如果不能及時還死難者以公道，給社會以真相，予瞞報者以嚴處，聽任這種瞞天過海的荒誕劇任意上演，勢必延誤搶救的最佳時機，加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損失，大大降低國家監管部門的權威，大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在很多礦老板和地方官員的心里，出了事上報了要處理，瞞報被發現了也是要處理。但瞞報一旦僥幸“成功”，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不惜以身試法。在我國安全生產形勢依然嚴峻的情況下，一些官員和礦主之所以在事故發生后心存僥幸，企圖瞞報，正是因為我國對事故處罰和責任追究力度在不斷加大，尤其隨著行政問責力度的加大，事故瞞報的“內驅力”也在加大。我國《刑法》、《突發事件應對法》、《安全生產法》以及去年剛剛出臺的《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等，對瞞報事故行為的定罪、量刑、經濟處罰和政紀處分都有明確的懲戒標準，而且這個標準逐年在提高。在2006年開始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中，相關條款就專門設立了瞞報事故罪；《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中規定，對謊報或者瞞報事故的，對事故發生單位處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主要負責人處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罰款。按照一般的經濟規律，當法律的門檻被筑高時，逐利的欲望會驅使人本能地以各種手段繞過大門和高墻，尋找法律、制度、體制和監管的漏洞，以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瞞報事故懲罰標準的提高，有可能致使掩蓋事故真相、隱瞞死傷人數的行為進一步加劇。

    更為可怕的是，在事故瞞報“后處理”過程中，“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常常成了一句空話，常常沒有抓住“違法成本”這個牛鼻子，不是“從輕發落”，就是“下文難產”，沒有真正震懾事故瞞報的責任者，從而造成“老板賺票子、農民死兒子、政府當孝子”的尷尬局面，導致事故瞞報層出不窮。

    毋庸諱言，消除事故瞞報僅僅依靠媒體監督、群眾舉報來戳穿謊言，是顯然不夠的，更應該在法律法規等制度設計和具體執行上杜絕瞞報現象。要想真正遏制事故瞞報，必須更明確地強化“以人為本”的思想，一旦發生事故，對死難人員的賠償必須是最剛性的；對責任人的處理必須是嚴肅到位的；對事故單位的處罰必須是不折不扣的。其他一切諸如企業效益、地方經濟，都不能成為阻撓賠償和處罰的理由和借口。必須更加嚴格地斬斷各類礦山企業與地方政府及安監、司法、公安等權力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使公共權力能夠真正負起監督企業、依法為死難礦工主持正義的責任。

    鑒于以往諸多經驗教訓，遏制事故瞞報關鍵在于法律法規的規定能否得到嚴格執行。不能像過去那樣，看似嚴格的制度“高墻”上，卻被地方及部門利益撕開一道道口子，或被礦主的糖衣炮彈轟開一個個空確。否則，瞞報謊報事故的門檻筑得再高，也將形同虛設。說到底，生產安全事故問題的解決和查處瞞報，最終考驗的還是地方政府及其相關執法部門的行政態度和行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