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網 m.zltai.com 　　這是一種科學的目標管理
　　金卯刀實行目標管理，將安全生產各項指標，包括所謂的“死亡指標”都納入考核控制指標，是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途徑和方法，也是成熟的管理手段。所謂安全生產的四個“死亡指標”，就其本質來說，是將安全生產工作的目標變成指標的量化，落實到工作實際中。而在具體的安全管理工作中，誰都知道它是一個控制性指標，是一道不能突破的“高壓線”。所以，政府安全主管部門下“死亡指標”，既不是允許死亡多少人，更不等于為死亡下指標，而是一種科學的目標管理。
　　
　　著力點應放在數字的合理性上
　　肖華
　　瞞報死亡人數不是“死亡指標”的錯，而是監管以及相關措施的落后。正如考試一樣，如果在考試時候，有人作弊導致考試成績不真實，難道就說不需要考試了嗎？恐怕沒有人會認為這樣，我們只有加強考試紀律，使考生作不到弊。那么在對待“死亡指標”上也一樣，有人瞞報死亡人數，我們不是取消“死亡指標”，而是要采取必要措施，杜絕瞞報現象的發生。所以，當前我們不應該反對死亡指標，應該把著力點放在考慮這個死亡指標的數字是否合理。只有指標數字合理了，才能使官員更加重視安全。
　　
　　這不是死亡指標本身的問題
　　劉海明
　　與其說公眾不滿“死亡指標”，不如說公眾不滿各級安監部門的瀆職或者失職，是管理不力，而不是死亡指標本身的問題。安監總局有解釋“死亡指標”制定的科學依據的權利，不過，他們的真正責任不在于如何解釋這個術語，而在于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職責，把事故死亡人數大幅度降下來，這才是硬道理。從本質上說，是安監總局的“死亡指標”和公眾心目中所能承受、能容忍的死亡總量存在較大差距，造成了公眾對“死亡指標”的挑剔。在一個和國際接軌的時代，服務部門的收費接軌了，惟獨人身安全方面的國際指標沒有同步接軌，公眾怎能放心？什么時候我們的“死亡指標”也降低到國際“死亡指標”的水平了，“死亡指標”也就不會成為“輿論炸彈”了。
　　
　　只能作為參考因素
　　郭松民
　　指標可能異化，其最關鍵的原因，就在于作為一組參數，指標數據并不必然地反映工作的好壞。我們不難設想這樣一種荒誕的局面：一個企業或地方，安全管理漏洞百出，但最后由于某種純屬偶然的因素，死亡人數比“死亡指標”少一個，結果它的安全工作反而受到了肯定。當然，這種肯定無疑將會為今后必將發生的更大的災難所否定。
　　既然指標容易異化，那么為什么又會有這么多的官員和政府部門樂此不疲呢？在我看來，其主要的動機還是想降低管理成本，是一種懶漢思想在作怪。以對安全生產的監管為例，要衡量一個企業和地方安全生產的好壞，需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包括規章制度是不是健全，技術設備是不是完善，員工的培訓有沒有落實，等等。要把這些方面都檢查到位，需要做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但只要把它簡化為“死亡指標”，則這些工作就都可以免掉了。
　　要防止“死亡指標”的異化，我認為關鍵在于只能把它作為參考因素之一，而不能用它來取代其他工作。真正要降低事故率、死亡率，單就安全生產監督部門來說，還是要靠扎實的安全管理、科學指導與現場監督檢查的結合。把下達“死亡指標”作為安全管理的捷徑來走，是行不通的。
　　
　　不過是掩耳盜鈴的兒戲
　　高君波
　　一個地方的“死亡指標”下達后，指標上顯示的數字，便成了當地死守的防線。沒有事故不超標，皆大歡喜。一旦發生事故死亡人數超過指標限定，為了保住政績，千方百計謊報、瞞報死亡人數。甚至，有的地方一旦達到“死亡指標”的臨界線，為了不超標，干脆關閉煤礦不生產，待來年指標下達后再開工。由此看來，所謂“死亡指標”達到的少死人，不過是掩耳盜鈴的兒戲罷了。事實上，煤礦安全的關鍵在于必要的安全投入，日常的管理措施是否到位。以英國為例，多年的“零死亡”除了得益于對礦長的嚴格要求之外，還得益于細致得近乎繁復的法規：從井下鋼絲繩的質量要求到各種電器的操作規程，從掘進機操作人員的上崗培訓到電器和工程管理人員的上崗證書的頒發等等，都有嚴格的管理規定。而在我國，一些出事的小煤窯、小煤礦，是偷偷地、私自去開采的。但同時，有一些是經過審批的，而審批者卻沒有把好關，放松了有關條件，對一些資質明顯不足的，竟高抬貴手綠燈放行。不從根本上保證正常的安全生產，再科學的“死亡指標”也難保安全。
　　
　　荒唐的“政績思維”的產物
　　郭之純
　　“死亡指標”的出臺，實際上形成這樣一種荒謬的現實：死人無過，少死有功——雖然死了人，然而只要比以往少死了人，只要在“既定指標”之內，就是政績，考核就可以合格——這顯然一種荒唐的“政績思維”的產物。如此荒唐的“政績思維”，可謂導致安全形勢難有明顯好轉的另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
　　要真正減少責任事故，只有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即當人身安全與其他利益發生沖突時，無條件地服從于人的安全，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善生產管理，遏制各類事故的發生。事實證明，對管理層、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有任何松懈，都會形成事故隱患。而據報道，作出澄清的那位負責人曾為“死亡指標”如此辯解：“死亡在中國現階段不能回避，但要努力做到少死人，甚至不死人。”細細咂摸這幾句話，除感覺與“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的基調有幾分相似外，也能品出其信心的不足、以及一種對安全管理者“能夠理解”的潛在表達——“事故總是難免的嘛！”我在想，當前事故多發遏而難止，是不是與這種思維方式及信心不足有關？
　　
　　不能失去對生命的敬畏之情
　　嚴寶康
　　過分使用量化考核評價體系，難免會產生弊端，也容易挫傷或抑制創新思維，從而有礙于社會科學地發展，滋生浮躁、膚淺……這也從另一面折射出我們社會傳統的、而且現在仍常見的一種“政績觀”。這種“政績觀”以具體指標為向導，以指標完成為目的，而忽略了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完成目標的程序，忽略了精神的價值和意義，其科學性、激勵性體現在哪里呢？
　　把死亡人數作為量化指標，那還會有多少人對生命產生敬畏之情呢？無論死20人還是30人，只是量的不同，沒有質的區別，都是以生命喪失為代價的。對安全生產進行指標量化，從而達到少出事故、少死人的目的，想法不錯，然而，如果不把安全生產放在心上，設這樣的指標又有何用呢？這種以生命的多少來衡量安全生產是否達標，既是對死者的不尊重，更是對生命的漠視。至于遺體火化以完成數量多少作為獎罰標準，實際上是以死多少人為基礎指標，而一個時期內的死亡數量又是人的主觀努力無法控制的，那么，這樣的指標怎么好說完成或超額完成呢？ 安全文化網 m.zlt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