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基層安全員說：“對違反安全管理規定的現象進行曝光，與批評教育和經濟處罰的效果相比，‘曝光’使不安全行為整改得更迅速，對其他職工的教育影響更深刻。”

    利用曝光臺曝光，實際上是對不安全行為及時發出警告，告訴大家某某人或者某某崗位出現了什么樣的不安全行為，違反了安全生產規定中的哪一條，依照規定將要對其進行怎樣的處罰。以此警示當事人要吸取教訓，立即整改，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同時教育其他職工要引以為戒，避免類似現象的再次出現。

    人總是好面子、講自尊的，在曝光臺上亮丑，總是讓人感到很難為情，在他人面前抬不起頭來，這對當事人來說會在心靈中烙下深刻的印記，在思想上留下終身的印象，對其他職工也是一個有力的警醒，只要是有自尊的人，就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在少數基層生產單位，“三違”現象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習慣性違章總是糾而不止，安全生產隱患總是治而不絕，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懲處不及時，力度不到位，影響不廣泛，懲處的告誡和警示作用沒有得到充分體現。

    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辛巴杜于1969年進行了一項實驗，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的一輛停在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中產階級社區，而另一輛停在相對雜亂的紐約布朗克斯區。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輛，他把車牌摘掉，把頂棚打開，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爾托的那一輛，一個星期也無人理睬。后來，辛巴杜用錘子把那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呢，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宅就不見了。以這項實驗為基礎，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破窗效應”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繁榮。

    “破窗效應”啟示我們：任何一種不良現象的存在，都在傳遞著一種信息，這種信息會導致不良現象的無限擴展，同時必須高度警覺那些看起來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過錯”，如果對這種行為不聞不問、熟視無睹、反應遲鈍或糾正不力，就會縱容更多的人“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就極有可能演變成“千里之堤，潰于蟻穴”的惡果。

    “破窗效應”在企業的安全生產中也同樣存在。我們時常會發現，在炎熱的夏天施工時，假若有一名男同志光著膀子干活，如果沒有人站出來及時制止，馬上就會有其他男同志跟著赤膊上陣；在生產現場一旦有人違章作業，又沒有得到及時制止和處罰，周圍其他人員就可能會跟著干，從而產生“大家都這么干也沒有出什么事，我這樣干應該也不會出事”的心理暗示。以上這種隨大流的心理長時間得不到糾正，就有可能使違章行為越來越多，性質越來越嚴重，甚至是群體性違章，最終就可能造成群體性傷害。

    利用曝光臺對任何一個不安全行為及時曝光，向每一名職工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任何人都不能在安全工作中有絲毫的懈怠和馬虎，要時刻繃緊安全生產弦不放松，嚴格遵守各項安全生產規定，否則就要在曝光臺上亮丑；企業執行安全規章制度是一視同仁的，安全工作是受到時刻關注的，當別人出現不安全行為時，你必須引以為戒，不要步別人的后塵，不要抱僥幸心理跟在別人后面犯同樣的錯誤，否則，你也會受到曝光處理。

    對不安全行為進行曝光，是及時修補安全工作中“破窗”行為的有效手段，此舉能夠有效防止最終產生“破窗效應”。這種及時修補“破窗”的舉措，對于控制違章現象的產生，實現安全生產形勢的好轉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日本，有一種稱做“紅牌作戰”的質量管理活動。他們將有油污、不清潔的設備貼上具有警示意義的“紅牌”，將藏污納垢的辦公室和車間死角也貼“紅牌”，以促其迅速改觀，從而使工作場所清潔整齊，營造出一個舒爽有序的工作氛圍。在這樣一種積極暗示下，久而久之，人人都遵守規則，認真工作。實踐證明，這種工作現場的整潔對于保障企業的產品質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努力消除企業安全生產中的“破窗效應”，首先，要重視加強制度建設，加強安全政策法規的宣傳教育，強化安全規章制度的執行，不斷提高干部職工的安全意識，用制度約束干部職工的安全行為，增強做好安全工作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從思想意識上筑牢“破窗”產生的防線：其次，要強化薄弱環節的治理，對于各類不安全因素，必須從源頭上進行堵塞，不讓任何不安全行為在干部職工中蔓延，從行為上防止“破窗”效應的產生；第三，重視加強安全隱患的排查與治理，不讓安全隱患有藏身之處，努力消除安全工作中的短板。所有在制度執行、違章違規行為處置以及隱患排查與治理中出現的“破窗”現象，都必須進行及時曝光，以嚴明的紀律，果斷的作為，務實的作風，嚴肅的態度求得工作的主動，杜絕安全工作中的“破窗效應”，不斷提高本質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