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能、減排、低碳、循環經濟、生態補償、區域限批……這些于媒體上頻頻出現的關鍵詞,顯示出環保意識已進入了主流輿論并日益影響越來越多的公眾。然而,對正行走在建設法治國家大道上的中國而言,卻面臨著《環境保護法》被基本架空的尷尬。
就立法現狀而言,環保立法并不環保。現行《環境保護法》系1979年制
定,而距今最近的一次修訂要追溯到1989年。21年過去了,環保事業在中國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若立法仍在原地踏步,如何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正是在這種“形勢比人強”的現實下,遲遲無法進入修訂審議程序的《環境保護法》被悄然擱置,包含環保內容的單行法與相關法搶先一步或幾步,走在了前面。
6月15日《中國經濟周刊》披露:自1989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制定了近30部關乎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單行法及相關法,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這些單行法與相關法,很大程度上已覆蓋、完善了《環境保護法》中的條款。
比如,《環境保護法》關于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的第13條、關于防治土地沙化和水土保持的第20條,這些條款的內容分別被《環境影響評價法》、《防沙治沙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做了詳細規定。更嚴重的是,還有一些條文與《環境保護法》存在“沖突”。
由此,根據“新法優于舊法”的一般原則,《環境保護法》中的不少條款實則已失去了法律效力。立法機構顯然并未對這一現狀視而不見,全國人大曾在2002年至2008年間,不間斷地建議修改《環境保護法》。但是,修法未成功的原因,還是部門權力紛爭太大。
我國跟環境保護直接相關的部門就有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國土資源部、水利部、林業局、海洋局、氣象局、農業部等多個部委。傳統的資源分配部門與環保部門管理權限的矛盾,是現實的存在。部門利益之爭只要沒有平息,《環境保護法》的修訂也就難以啟動。而一些單行法在“部門主導”的潛規則之下,反而更易通過立法機關的審議。
化解這一立法尷尬,當然不能期待各部門在暗中立法博弈,并最終達成立法妥協,《環境保護法》被架空的尷尬,正來自于立法博弈的不透明。如果能讓每一部單行法在通過前,都能經由公開的平臺充分博弈,讓部門的暗中角力變成公開辯論,今天的立法沖突自會避免。
基于《環境保護法》的現狀,立法尷尬總要化解,法制的不統一總要調和,因部門利益沖突而擱置修法并不明智。部門可以影響立法,但《環境保護法》的修訂權還在全國人大。只有民意,才能制衡部門利益。因此,全國人大更應向公眾敞開民主立法的大門。若有強大的民意支持,還何愁部門利益阻礙修法。
更重要的是,就中國環境形勢的嚴峻而言,立法刻不容緩,而且公眾對環境立法的參與早有先例,效果很好。
《2009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中國的環境保護依然“道遠路長”:2009年,環境保護部共接報并處置突發環境事件171起,比上年增加26.7%;地表水污染依然較重,長江、黃河等七大水系總體為輕度污染;全國城市空氣質量總體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較重;農村環境問題仍較突出,農村生態退化尚未有效遏制……
鑒于此,盡快以開門立法的形式,化解《環境保護法》今天的尷尬,就成為迫在眉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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