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概要

　　湯某系北京某公司職工，2006年7月下旬，湯某受公司指派，前往張家港執行某項目。2006年8月5日，湯某在野外工作，跨越欄桿時摔倒，經張家港當地一家小醫院診斷為左膝挫傷。回京后，湯某一直感覺到左膝有疼痛感，特別是上下樓梯時有非常明顯的感覺。在此情況下，湯某前往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檢查，經該院檢查發現，湯某左膝的傷并非初次所診斷的簡單的左膝挫傷，而是左膝挫傷、左膝髕股關節損傷、左膝髕骨半脫位、左膝慢性滑膜炎。

　　在此情況下，湯某要求單位為其申報工傷，但是用人單位考慮到沒有繳納工傷保險，不同意為其申報工傷。由于用人單位不予配合，湯某只得自己向勞動部門申請工傷認定。

　　在申請工傷認定時，湯某向勞動部門提交了兩份診斷證明書，一份為張家港醫院的初診證明，一份為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診斷證明書，并且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出具的診斷證明書明確記載，湯某左膝的傷情系2006年8月5日受傷所致。勞動部門依據湯某所提供的診斷證明書，及相應的證據材料，在對用人單位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做出認定工傷的結論，認定的傷情為：左膝挫傷、左膝髕股關節損傷、左膝髕骨半脫位、左膝慢性滑膜炎，并經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鑒定為八級傷殘。

　　工傷認定結論通知書下發到用人單位后，用人單位對此認定結論不服，向北京市某區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用人單位提起復議的主要理由是，勞動部門沒有依據初次診斷證明確定的受傷部位進行認定，而依據第二次診斷的診斷證明進行認定，不符合法律的規定。

　　北京市某區人民政府經復議認為：依據《北京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辦法》的規定，勞動部門在工傷認定過程中，應當根據初診診斷證明書的有關內容確定工傷職工的傷害部位。在工傷認定中，對于工傷直接導致的疾病應當由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進行相關確認，最終根據此確認結果決定是否將其列入到傷害部位，并且該確認程序是勞動部門依據第二份診斷證明認定工傷的必要條件。在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未作此確認的前提下，勞動部門僅依第二份診斷證明書所做的工傷認定，屬于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據此，該區人民政府做出復議決定，撤銷勞動部門的工傷認定結論通知書，責令重新做出工傷認定。

　　湯某收到行政復議決定書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經過法院的調解，在本案的處理過程中，該區勞動部門重新做出了工傷認定結論，認定湯某于2006年8月5日發生的左膝挫傷、左膝髕股關節損傷、左膝髕骨半脫位、左膝慢性滑膜炎的傷害，符合工傷認定范圍，認定為工傷。

　　黃律師點評

　　本案所涉及的事實，在實踐當中并非特例，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在一些醫學條件欠發達的地區，由于初診的不夠專業，往往與最終的確診存在一定的差別。在工傷認定過程中，醫療機構的診斷證明書是不可或缺的必備要件，沒有醫療機構的診斷證明書，勞動部門無法確認工傷的部位及程度，繼而無法認定工傷，無法確定傷殘等級。因此，醫療機構的醫療水平，直接決定了工傷職工能否認定工傷，以及所享受的工傷待遇標準。

　　就本案的處理，筆者認為，勞動部門做出的兩次工傷認定結論是正確的，行政復議機關的復議決定存在明顯的瑕疵。

　　首先，受傷部位的確定，應當以權威醫療機構的診斷證明為依據。

　　不可回避的是，在我國現有的條件下，由于經濟條件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醫療水平的地區差異非常大，尤其是縣級以下地區的醫療水平與經濟發達地區的醫療水平差距較大。對于較為復雜的傷病，往往由于醫療水平、醫療設備的差別，而得出有很大差別的結論，本案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

　　本案中，兩份診斷證明書所確定的受傷情況是完全不同的，第二份診斷證明書所記錄的內容，完整地反映處理工傷職工的受傷情況，并就該受傷情況的成因進行了科學的判斷和分析，這一結論是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做出的，更具證明力和權威性。在兩者發生沖突的情況下，應當以具有較高水平的權威醫療機構出具的診斷證明為認定事實的依據。因此，本案中，勞動部門所做出的工傷認定結論是尊重客觀事實的，是合法的。

　　其次，醫療機構的客觀缺陷，不應當由工傷職工承擔相應的不利后果。

　　如前所述，醫療水平的參差不齊是客觀存在的，這一客觀性，決定了不同的醫療機構對同一傷害所做出的診斷有所區別。而在工傷認定過程中，醫療機構的診斷結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直接決定了工傷職工的傷殘等級，以及所能享受的各項待遇的高低。

　　以本案為例，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根據第二份診斷證明書做出的鑒定結論，湯某的傷殘等級為八級，據此，湯某所能獲得工傷待遇包括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工傷醫療補助金、傷殘就業補助金等；而如果依據初次診斷證明，則湯某的傷情不可能達到八級傷殘，甚至沒有傷殘等級。由此對比可見，因為醫療機構的診斷水平的不同，對工傷職工合法權益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然而，醫學診斷是一門專業性較強的工作，沒有專業的醫學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是無法做出正確判斷的。作為工傷職工而言，享受與其實際傷殘相應的工傷待遇，是其正當的合法權益，不應當因醫療機構的錯誤判斷而受到損失。

　　第三、以初診證明作為認定工傷的唯一依據，缺乏科學性與合法性。

　　在工傷認定過程中，根據《工傷保險條例》及《工傷認定辦法》的規定，申請人應當向勞動部門提交醫療診斷證明書或者職業病診斷證明書。對于診斷證明書，該兩份法律文件中并未明確是否必須提供初次診斷證明書，筆者認為，這為解決類似本案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法律依據，診斷證明書不應當僅局限于初次診斷證明，而應當以完整、客觀地反映受傷情況的診斷結論為準。在實踐當中，各地通過地方立法的形式，確定工傷認定必須提供的材料，并且對醫療機構的診斷證明書做了具體的限定。盡管從實踐角度而言，一般情況下，要求申請人提供初次診斷證明更符合實際情況，但是從法律角度而言，它對上位法的內容做出了限定，其合法性值得商榷。

　　以本案為例，行政復議機關撤銷勞動部門的工傷認定結論的事實依據，就是勞動部門據以做出工傷認定結論的診斷證明書并非初次診斷證明；其法律依據，是勞動部門的行為不符合《北京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辦法》第十九條的規定。該辦法的第十九條，明文規定申請人申請工傷認定，必須提交初次診斷證明書。筆者認為，北京市的地方性行政規章，對國務院的行政法規的內容做出了一定的修改，兩者在細微之處存在沖突，這一沖突直接導致了本案處理結果的合法性問題。

　　另外，以初次診斷證明做出工傷認定的依據，其科學性不足，還表現在病情的復雜性方面。在實踐當中，傷情是非常復雜的，有顯性的，也有隱性的，部分傷情在事故發生當時并不能顯現，在經歷了一定的時間后，傷情方能得以確定。在此種情況下，初次診斷證明的弊端必然顯現，如果僅依據初次診斷證明，則不符合客觀事實，對工傷職工權益的保護不足。

　　綜合本案的處理過程，筆者認為，在工傷認定過程中，應當本著維護工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原則，在科學判斷的基礎上，全面考察各方面的因素，依法做出正確的行政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