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某重大工程好不容易破土，而開工典禮的鞭炮尚在耳邊炸響，誰知樁機繃斷，數噸重的鉆頭從20多米高飛瀉在捧場的來賓中，造成一死三傷，喜慶會當即變成了追究責任會；上海有一個工地，上午興高采烈地拿到市級文明工地的獎牌，下午1名操作工檢修設備時不慎，觸電身亡，一年白辛苦不算，還搭上重點整頓的“惡名”，更慘的是陜西某煤礦基礎擴建工程，上午主管部門領導還在現場檢查表示滿意，不料下午大開挖的支撐斷裂，數名民工被活活地包了“餃子”……可以說，目前相當部分的安監站站長每天都憂心忡忡，聽鈐色變；也有相當部分的安監站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最后因事故超標砸了鍋不算，有的安監站站長還被指責為：“監督管理不力”，有的甚至被調離崗位。莫以為筆者在編織笑話，這是筆者近階段采訪時所遇到和聽到的現實。血的教訓，重復著一個內容：建筑工地怎么會成為“老虎口”？我們應如何遏止頻繁發生的安全事故？

    客觀地說，我國的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制度不謂不嚴。從60年代的《施工現場安全生產六大紀律》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乃至近階段頒發的一系列安全法規，都在三令五申“建筑施工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對本企業的安全生產負責”，“施工現場安全由建筑施工企業負責”。既然有這么多的規章制度，為什么安全事故還是頻頻光臨？一位工作多年的安全監站站長向筆者透露：那些規章制度只是行政規定，到下面就走味了，關鍵是要抓落實。現在的工程質量牽涉到市場和任務，尚有人關心，而現場的施工安全和防護則失控了。

    實際上，建設工程的安全和質量是一對孿生兄弟。自從1984年國家頒布《建筑工程質量監督條例》以來，全國縣級以上城市成立了2400個質監站。經過20年的實踐和探索，全國的建設工程質量水平整體上揚。但不容回避的是，我國的建設工程安全管理相對質量管理卻滯后了，全國每年于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人員達數百人，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反思現行的安全監督管理模式。

    目前，我國的施工現場安全防護是由施工企業負總責的。由于市場激烈競爭，施工企業能承攬到的任務只能是保本或微利。對待工程質量，相當部分的老總和項目經理深知這牽涉到市場和生存，因而舍得投入，力創精品，而對人命關天的安全防護設備投入則不那么熱情了，能少則少，能減則減。更令人擔憂的是，目前我們的建設工程向“新、深、大、廣”進軍，一大批新工藝和標準亟待完善，而在施工現場唱主角戲的則是未經過專來培訓的農村建筑隊伍，他們缺少必要的安全自身防護知識，稍有不慎，就出事故。而被政府委以安全監督管理的各級安監站則顯得勢單力薄，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安監站與質監站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從事質監工作的人員達到數十人，擔負安監重任的卻只有數人。以上海閔行區安監站為例，全區從事安監工作的人員僅6人，面臨著分散在幾十平方公里的400余個工地的監督任務，即使每天24小時連軸巡檢，也不可能將這些工作走遍。市級的安監機構也是如此，近10個人面對著數千個“老虎口”，如何轉得過來？其次是收費問題。目前，我們建設工程的安全監督絕大多數沒有經費來源，連添置一些必備的檢測設備也只能從有限的質監費中“挖東墻補西墻”，長此以往如何是了。第三，新技術、新工藝和新標準層出不窮，作為肩挑重任的安監人員理應不斷的“充電”更新知識，然而缺少經費以及人手不足，很多需完善的知識，只有留下空白。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相當一部分的質監站（也就是安監站）站長一致呼吁：既然我們能夠在施工現場推行質量監理，為什么不能推行安全監督。況且，相當部分的監理單位人員平時在現場就發現了不少安全漏洞，亦想有所作為，但囿于職責不愿“狗捉老鼠”多管閑事而得罪人。但是，如果真的要實行安全監理制，監理單位也需要重新“充電”，更要提高取費率。當然，能否在施工現場推行安全監理制？安全監理制能否成為遏止日益膨脹的安全事故的“良藥”？還需要有關各方的論證和政府放這部門的決策。（朱廣喜）

    摘自《中國建設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