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公共危機實行補償制度的進步意義
去年中共中央在修憲建議中提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表明了建立公平合理的國家補償制度的決心。近來，面對世界性禽流感的暴發，我們的政府表現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政府的良好國際形象。國家領導人親自部署防疫工作，全國上下齊動員。政
府對這次禽流感的防治，還實行了撲殺家禽合理補償和強制免疫免費政策。對此不僅家禽養殖戶感到滿意，連經濟學家們也感到欣慰。
“當泰國、越南的農場主面對電視鏡頭哭訴的時候，我就在擔心，如果中國境內也暴發了禽流感，政府會不會對養殖戶撲殺家禽的損失給予補償。但是現在，我感到很欣慰。”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如是說。（見2004年2月2日《中國青年報》）
其實，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而對個人利益有所損害，要由政府實行公共補償，這在國外是很普遍的。因為傳染病防治是政府公共服務的一部分，對應的是社會整體的利益和安全，其相應的成本付出應由政府承擔。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公共衛生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具有一種外部性。在發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地區撲殺家禽，對社會整體是有利的，惟有如此，才能嚴防疫情的發生和傳播，才能確保公眾的健康無虞。其處理成本應該由政府承擔，而不應當是個人獨自承擔。特別是我國的養殖業發展還處于較小的規模，以一家一戶養殖為主，一年三五千只的規模。如果因為禽流感需要撲殺，就可能使這些農戶“顆粒無收”，乃至傾家蕩產。因為養殖收入就是這些農戶收益的全部，是他們賴以維持生計和發展的基礎條件。對個人來說，他們更為關注的當然是個人利益，關注的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孩子的學費和老人的醫療費用。這是人之常情，也是經濟理性。
但是，為預防禽流感，撲殺家禽、強制免疫都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也就是說，必須犧牲這些農戶的個體利益。不如此，就不能消滅疫情的傳播源，不足以遏制疫情的暴發。但是，農戶響應政府號召，忍痛割愛，除了加強防疫（防疫亦需要成本）之外，甚至需要撲殺所養家禽，這些是農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產資料和商品，如果不給予他們一定的合理補償，似乎于情于理于法都說不過去。
客觀地說，我們以前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好，這主要是源于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傳統思維。正如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王思斌教授所說，以往我們國家在制定應對風險的公共政策時，往往只強調整體的社會效益，較少考慮個體的經濟損失。傳統的道德倫理也提倡犧牲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有句口號就是“舍小家保大家保國家”。這種道德倫理的理論基礎是“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其實，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并非這種簡單的等式關系。從國家和地方利益關系看，由于分稅制，國家和地方界線分明。日益健全的社會主義的分配機制不僅體現在個體收入的差距，同時也體現在集體與個人利益之間的巨大差異。也就是說，即使集體可以給予個體以困難救助，但個體的生計還是要自己扛。
所以，當個體為了公共利益做出犧牲時，政府理應給予相應的補償。這體現了現代社會公共事業公共承擔，公眾產品政府承擔，尊重個體利益，兼顧社會公平的管理原則，也符合經濟社會付出必有回報的理性原則，體現了政府以民為本的責任意識。
中國安全生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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