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群身患矽肺、處境艱難的民工。其中有的人已經來日無多。他們拖著帶病之軀，在維權的道路上艱難跋涉。途中，不時有人倒下，其他人依然艱難前行。為了前面那一線亮光—公正和正義之光。那是他們茍延殘喘生命中的最后一點希望。請不要熄滅那最后一點光亮。不要熄滅……在他們離開這個世界前。給他們一點點慰籍，一點點希望，一點點光明，就一點點……
　　讓我們—和他們一齊守侯，一起期待……

　　他們患了矽肺病，但卻求告無門

　　1997年7月，重慶萬州區石龍鄉的農民吳家祥來到浙江省溫州市龍灣永昌礦石研磨廠打工。與他一起來的其他老鄉，說是打工，老板既沒有和他們簽定合同，也沒有任何勞動保護。他們的工作就是將一種叫臘石的制陶瓷的原料粉碎磨成粉，然后進行接粉和包裝。工作場地彌漫著霧一樣的粉塵，干不了多一會兒，頭發、眉毛就沾滿了粉塵，像個白頭翁。車間里沒有任何防塵措施。老板連個口罩都不發給工人。
　　2001年，一個叫尹強的工人患病死了。年僅27歲，在廠里干了七、八年，還沒有成家。尹強死了后，醫院診斷的死因是患了嚴重的矽肺病，但老板沒和工人們說。車間勞動條件也沒有做任何改善，工人們依然在粉塵彌漫的環境中干活。2002年3月，吳家祥離開了研磨廠，回到四川老家。可是家里只有一畝多地，兩個孩子都在上學，光靠這一畝多地連吃都困難。在家呆了一段時間，2003年，吳家祥又來到溫州，來到一家鋼管廠打工。2004年初，吳家祥總是咳嗽，開始沒在意，后來咳嗽越來越厲害，身子也沒力氣，干點活就呼哧帶喘，上氣不接下氣。其他在研磨廠干活的老鄉也出現了這種癥狀，2004年3月，他來到溫州市第二人民醫院進行檢查，醫生讓他拍肺部X光片。片子出來后，醫生對他說：你下輩子沒得活了。他吃了一驚，問醫生他得的什么病，醫生說，他患的是矽肺病，就是肺部積存了大量的粉塵。長期在粉塵濃度高的環境中干活就會得這種病，這種病不僅不能治愈，而且會越來越嚴重，最后不是患并發癥死亡就是窒息死亡。吳家祥一聽心都涼了。他立即把自己患病的情況告訴在研磨廠工作過的老鄉，老鄉們一個個去醫院檢查，有33人患了矽肺病。他們除了在研磨廠干過活再沒有去其他有粉塵的工廠干過。矽肺病肯定是在研磨廠得的。既然這樣，老板就應該負責。
　　可是，要想找老板給他們看病和賠償光憑嘴說不行，必須有職業病診斷書才行。而職業病診斷書也不是哪家醫院都可以開的。必須是具有職業病鑒定資格的醫院才行。他們來到具備這種資格的溫州市疾控中心。疾控中心健康檢查科的一位科長看了民工拿來的X光片，承認這是矽肺病，可是拒絕給他們開矽肺職業病鑒定書。民工們不明白為什么不能開。這位科長說，因為他們沒有明確的職業史。工人們不明白，什么叫沒有明確的職業病史，X光片擺在這兒，溫州市第二人民醫院和溫州市醫學院附屬二院的診斷證明書擺在這兒，就業證上的工作地點真真切切地寫的是“永昌礦石研磨廠”。還有永昌礦石研磨廠提供的上崗證也擺在這兒，還有人證，永昌礦石研磨廠的一些工人也證明他們在這兒工作兩年以上。怎么說他們沒有明確職業史呢！后來他們才知道，所謂“明確職業史”就是必須由研磨廠的老板出具證明，證明他們的確在這兒工作過。如果老板不認帳，疾控中心就不會出具證明。他們找到老板朱良寶，老板朱良寶不僅不出證明，甚至不承認他們在廠里干過活，還說根本不認識他們。因為入廠時，老板沒和他們簽過合同，民工們也就拿不出文字證據來。那位疾控中心的科長說，那我就沒辦法了！科長讓他們去找衛生行政部門。民工們來到溫州市龍灣區衛生監督所，監督所的一位負責人說，老板不承認我們也沒辦法。老板不出證明，民工的證據當地衛生部門又不認可。民工們處于一種維權無門的境地。沒辦法，他們又去找勞動局，勞動局說，你們應該去找衛生局。而監察大隊的人告訴他們，老板根本不承認你們在他的廠里干過活。他們像被踢皮球一樣踢來踢去。
　　借助媒體他們的訴求引起關注，一紙“協議”卻使他們的補償大打折扣
　　百般無奈，他們想到了媒體。于是撥通了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組的電話。“焦點訪談”記者來到溫州，了解了他們的情況，于2004年5月6日播出了“救救他們的肺”專題節目。“焦點訪談”播出后，引起了浙江省溫州市有關部門的重視，又是下文件，又是發通知，并由街道調解委員會出面進行調解。這實際是廠方迫于政府和媒體的壓力，在沒有對這些民工進行職業病診斷、工傷性質認定以及沒進行傷殘等級鑒定的情況下，為了平息事態，采取的一種急救措施。在永昌礦石廠所在地永中辦事處的協調下，廠方于2004年5月與這些矽肺病患者簽定了“調解協議書”。說是協調，他們從始至終也沒見過協調員劉萬靜。5月7日，簽協議書那天，劉萬靜也沒在場。只是老板和民工們聘請的幫他們打官司的一個名叫王豐敏的人在場。民工們一個一個被叫進去談。老板朱良寶威脅他們說，現在給你們錢不要，將來企業倒閉了，你們一分錢也拿不到。幫他們打官司的王豐敏也說，說這些錢已經不少了。民工們急于拿到錢，又怕企業真的倒閉了拿不到錢，就簽定了協議，每人分別獲得數萬元的賠償。
　　這并非是一種合理的解決方式。實際上是由調解委員會參與的一種“私了”。在發生糾紛時，雙方通過協商解決也并非不可以。但必須是在民工知情的情況下。但當時患病民工既沒做工傷認定，也沒做工傷等級評殘，民工們完全不知道自己矽肺病的嚴重程度，也不知道自己應獲得的賠償額度。在這種情況下簽定協議，實際是利用民工們在法律上的無知。而在協議中，利益的天平也嚴重向老板一方傾斜。民工何樹林后來鑒定的傷殘等級為二級，應該賠付205100元，而協議只賠付87000元，二者相差近12萬元。從結果上看，這并非是合理公正的解決。
　　
　　維權路上一波三折，漫漫訴訟艱難坎坷

　　當民工們發現這樣的“協議”實際上讓他們吃了大虧時。何樹林、吳家祥等11名民工便于2004年下半年提起訴訟，要求溫州市龍灣區法院撤消“調解協議書”，重新進行職業病診斷和工傷認定。并要求廠方支付差額那部分。龍灣區法院駁回了他們的訴訟請求，理由是“調解協議書”是雙方真實意思的表示。并不具備無效和可予變更或撤銷的法定情形，“不予支持”。
　　所幸的是，龍灣區檢察院介入了此案。檢察院立案后，派人到重慶進行調查核實何樹林、吳家祥等11名民工在研磨廠上班、受職業危害等情況。并依法委托溫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對民工進行職業病診斷。2004年7月和8月，溫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出具職業病診斷書，11名民工均確定為塵肺。塵肺等級分別為Ⅱ、Ⅲ，完全喪失勞動能力。
　　據此，民工們依法申請工傷認定。溫州市龍灣區人事勞動局立案調查后，認定何樹林、吳家祥等11人所患職業病為工傷。
　　知此結論后，永昌礦石研磨廠對認定結論不服，向溫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提起行政復議。溫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維持對這11名民工的工傷性質認定。
　　廠方仍然不服，將龍灣區人事勞動局連同11名民工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撤消龍灣區人事勞動局的工傷性質認定。溫州市龍灣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竟以職業病診斷書未呈達廠方，未依法生效及事情認定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判決撤消了溫州市龍灣區人事勞動局對何樹林、吳家祥等11人的工傷認定。
　　民工們原本認為必定能打贏官司，沒想到會是這樣的判決結果。像是兜頭潑了一盆冰水。他們不明白法院為何做出這樣的判決。頓覺希望破滅，情緒一落千丈。本來就虛弱不堪的身體經不起這一打擊，身體狀況也極度下降。在這之前，一些在溫州打工的老鄉認定他們能打贏官司，獲得賠償。在他們生活遇到困難時，常借錢給他們。現在官司輸了，再借錢就可能打了水漂，便不愿再借給他們。
　　官司打不贏，生活又無著，他們處于一種絕望的境地。這時，他們想起了重慶專門為農民工打維權官司的著名律師周立太。周立太從上世紀90年代就為工傷民工打官司，一度在深圳被稱為“周青天”。他們決定上訴到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并請周立太律師幫他們打官司。周立太接受了他們的代理請求，他和重慶律師事物所的另一名律師白自強來到溫州，為這11名民工討公道。
　　在法庭上，周立太和白自強據理力爭，駁斥了溫州市龍灣區法院的判決理由。
　　一、上訴人（11名民工）被確診為塵肺職業病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上訴人所受的工傷，不容置疑。
　　二、溫州市龍灣區人事勞動局認定上訴人（11名民工）屬工傷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依法應予維持。
　　三、我國《職業病防治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對職業病診斷證明書需要呈達，也沒有規定呈達主體和呈達方式，更沒有規定沒有呈達的法律后果。國家衛生部依《職業病防治法》制定的《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也沒有明確規定職業病診斷書需呈達給用人單位。據此，龍灣區法院認為“職業病診斷書沒有呈達廠方，未依法生效”的理由沒有法律依據，不能成立。
　　他們的陳述贏得了法官門的贊同。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經審理后，采納了兩位律師的代理觀點。做出了終審判決。撤消了龍灣區法院的一審判決，維持了龍灣區人事勞動局的仲裁結果。
　　終審判決下來，何樹林、吳家祥等11名民工歡欣鼓舞，仿佛在暗夜里看到了一線曙光。他們感到法律的公正，在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按照程序，工傷性質認定后，要到勞動仲裁委員會進行裁決賠償額度。龍灣區仲裁委員立即受理，裁決結果。11名民工分別獲得了十二萬元到二十三萬元數額不等的賠償，并要求廠方將賠償款支付給民工。
　　永昌礦石研磨廠不服裁決，到龍灣區法院提起訴訟。理由是廠方和民工已經簽定了協議書，并按協議書進行了賠償。龍灣區法院經過審理，竟支持永昌礦石研磨廠的要求。
　　何樹林、吳家祥等對判決不服，認為簽定協議書并非他們本意。是在廠方脅迫和利誘下協定的。他們應該獲得《工傷保險條例》以及相關法律規定的賠償。他們上訴到溫州市中級法院。就在準備上訴期間，民工秦茂臣因矽肺病嚴重，無法進行救治，于2006年10月20日死在溫州。
　　開庭那天，何樹林、吳家祥等民工拖著病軀來到法院聽候審理結果。秦茂臣的死和民工們的凄慘境遇并沒有引起法官的同情與憐憫。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庭竟維持了龍灣區法院的判決。就在開完庭后，何樹林由于無錢治病，病情加重，于2006年11月15日在絕望中死去，丟下了兩個孩子，再一次上演了家破人亡的慘劇。到目前為止，33名矽肺病患者中，已經有11人死亡，最年輕的僅僅22歲。判決下來后，周立太和白自強兩位律師向溫州中級法院提出再審理請求，也吁請溫州市檢察院進行抗訴，但至今仍無結果。
　　這也許是一個漫長的等待過程。有的民工也許等不到那一天，便撒手人寰，含恨九泉。
　　據調查，在溫州市龍灣區6000多家企業中，有職業病危害的占了630家，從業人員一萬多人，大多是外來的農民工。而衛生部門對這600多家企業進行職業衛生監測的只有60來家，還不到十分之一。數年后當潛伏期過后，職業病將會大規模爆發。必然會形成新的不安定因素，而對民工的不利判決無疑是對那些無視工人安全健康企業的一種鼓勵。
　　就在打官司期間，研磨廠老板將廠房和設備自行變賣，將來很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民工們即使打贏官司，也無法獲得賠償。
　　為了討還補償，三名民工采取另類維權
　　為了討回公道，因簽協議時沒在溫州，也沒有拿到一分錢賠償款的農民工牟之華、黃德清、李光祥決定以自己的方式維權。自打官司起，老板就躲著他們，他們去老板住的地方，才發現老板全家都搬走了，房子也租給了別人。此時，他們已處于彈盡糧絕的地步，連吃飯錢都沒有了，他們到處打聽老板的去向，找了一個多月也沒有見到老板的蹤影。有一天，一個開三輪車的四川老鄉在馬路上看見了老板。就立即打電話給李光祥。3人立即趕去，將老板帶回了他們的住地。他們對老板說，你把我們逼上絕路了。要么你給錢，要么你給錢，要么咱們同歸于盡。老板開始只同意給10萬元。3人不同意，老板便叫來一些游仔（無業人員），牟之華、黃得清、李光祥的一些老鄉也前來助陣，雙方相互對峙，最后老板同意付給3人22萬元。那些當地游仔卻從中強收了數千元的“辛苦費”。
　　這并非個案，據重慶周立太律師事務所提供的信息，在全國其他地區，特別是沿海一帶，由于農民工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有的農民工不得已選擇一些非常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嘗到了甜頭的部分民工，有的已經專職提供這種服務。他們采取的措施不是按法律規定的方式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由有經驗的人帶頭聚集人員，集體到政府部門上訪，甚至不惜采取阻斷交通等過激方式。當地政府為了地區的穩定，很快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或責成有關單位限期解決。在這些民工看來，這種方式比請律師打官司更有效，更能解決問題。于是紛紛效仿，甚至有的發展到公開掛牌，對外印發名片，大肆招攬這類業務。這種非正常的維權動向必定會扭曲社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利于一個和諧社會的建立。
　　最近，中國社科院關于信訪的一份調查表明，在北京永定門東莊，每天都聚集著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者，平時大約兩千左右，而在“兩會”和國家在重大政治活動前后，會增至上萬人。
　　報告顯示，在上訪人中，有37.78%的人因為法院不立案；28.48%的人因為判決敗訴；13.35%的人因為勝訴而沒有執行。
　　就在本文結稿時，一位矽肺民工在電話里稱，如果他們的問題在溫州得不到解決，他就要到北京來上訪
　　法律，是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司法不能秉執燭照，心靈將進入暗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