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聞網-成都晚報訊

　　郭之純（河北公務員）

　　又發生特大礦難了！這次是在山西朔州。來自媒體的最新消息是：已有65人罹難，尚有數人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屈指算來，這已經是3月份的第六起礦難：3月9日，山西交城礦難，28人遇難；3月10日，山西靈石礦難，6人遇難；3月13日，湖南寧鄉煤礦事故，6名礦工被困58小時后幸被救出；3月14日，黑龍江七臺河礦難，18人遇難；3月18日，重慶奉節煤礦爆炸，19人遇難。發生于3月19日的本次朔州礦難，讓這個本來氣候宜人的陽春三月，充滿令人窒息的味道。

　　就在全國“兩會”召開前的2月14日，遼寧阜新剛剛發生了死亡214人的特大礦難事故；而在年前，特大礦難事故更是接二連三———從河南大平礦難到陜西陳家山礦難，連續6起事故中，罹難礦工就達446名！或許與此有關，苦澀中的人們本來不無安慰地看到，在剛剛閉幕的“兩會”上，礦難問題引起了中央高層及與會代表、委員的空前關注。但就是在如此的“大氣候”下，礦難竟然仍是如此的高頻率發生，令人費解。

　　原因也許是多方面的。但本月發生的這些礦難也許已經說明了一點：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高壓，靠提高賠償標準等難以從根本上遏止礦難。

　　從一些細節中透露出來的信息，也許可尋找到一點解答。在有關重慶奉節煤礦爆炸的報道中就有這樣的細節：12時，安全管理部門下達通知書，要求停業整頓，將礦工清出煤井；13時左右，礦工們吃過午飯又下井作業；14時左右，瓦斯爆炸。（《中國青年報》3月19日）整改令剛剛下達兩小時，19條鮮活的生命卻仍然就這樣灰飛煙滅。顯然，在這里已經很難再說是“缺乏監管”了。但是，為什么剛剛被清出礦井的礦工卻置危險于不顧？報道中援引一位52歲的老礦工的話特別耐人尋味：“陳吉根已挖煤20多年，事故發生時，他也在礦井作業。因為需要挖煤供孩子念大學，對事故后果的恐懼，未沖淡他對這份‘美差’的向往：‘以后我還會挖煤的’。”

　　一方是為了追逐利潤不惜拿礦工生命鋌而走險的黑心礦主，一方是為了解決燃眉之急而甘心冒險下井的礦工。在這樣的“共謀”下，什么樣的“監管”才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呢？

　　慘痛的礦難背后，是農民生活的深深無奈。在生存壓力的擠壓下，很多農民已經極端麻木，甚至只好將生命本身也看輕。進一步說，那些斷指工廠、童工現象等背后莫不是如此。由此可以斷言，只要造成農民生存壓力的矛盾不解，礦難便未可已。因而，要根治礦難，就必須從根本上減輕農民的生存壓力——當然，讓農民一下子全富起來是不現實的，但起碼我們可以做到讓農民不再為生病犯愁，不再為子女的教育犯愁。今年兩會，中央大力關注三農問題，并出臺不少具體措施，這對解除農民生存壓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愿這能扭轉農民礦工的生存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