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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底礦難背后的政治生態

2005-06-09   來源:安全文化網    熱度:4400   收藏   發表評論 0

  6月28日下午5時,漣源市地質礦產資源管理局。
  兩個小姑娘在一個房間里打掃衛生,其余10多間辦公室房門緊閉,而大樓門口正圍著一群人在下象棋。
知情人士透露說,此景是“地震”后的余波——因涉嫌在非法小煤礦入股分紅和收受賄賂充當“保護傘”,該局原局長毛國友和原副局長汪清湘、執法大隊原大隊長龍彬友日前相繼被捕。
  與毛、汪等人一同落馬的,還有該市煤炭工業管理局原副局長張順輝。
  在一份案情專報材料上,婁底市委書記蔡力峰寫道:感謝檢察機關為煤礦安全整治、反腐倡廉所作的特殊貢獻。
  對礦難頻發的婁底市來說,這個批示也許別有深意。

反腐治煤風暴

  煤炭經濟是漣源的命脈,占據當地每年財稅收入的半壁江山。
  毛國友、張順輝等幾個科級干部,順理成章也就都成了漣源地界上的絕對實權“大員”。
毛被捕后,漣源市某位主要領導在和婁底市委副書記胡旭曦通電話時,有些激動地說:“是甩開膀子大干的時候了!”
  這句普通的說詞所蘊涵的意思,從深層次來說,是婁底今后治煤的標志性事件。
但作為漣源市的這位領導,首先看到的是上層更為堅定的決心。他告訴記者說:“其實早在一年前蔡書記來上任時,就很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決心了。”
  2003年5月23日,在全市煤炭安全整治動員大會上,蔡力峰點名批評冷水江市原檢察長,“此人是一個從非法礦收取回扣、充當保護傘的角色,已經被依法查處。”
  結束講話時,這位新任的市委書記用了這樣幾個詞語——要出重拳,下猛藥,不達目的誓不休兵。
一年當中,蔡力峰所言的這劑猛藥讓很多人有了切身的體會。
  2003年11月28日,漣源市古塘鄉黨委副書記吳財桂因在一非法煤礦入股1萬元被查處。蔡指示,一定要嚴肅認真依法處理,要在全市通報,并舉一反三。
  此后,漣源市安坪鎮黨委委員李黃成、斗笠山鎮黨委委員劉益生等60余名黨員干部,因涉嫌從煤礦中非法獲利被查處。

主政官的眼淚

  2003年2月24日,蔡力峰接任婁底市委書記。
  上任后不久,一場突如其來的悲劇和一組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鑄就了這位主政官反腐治煤的決心。
  2003年4月16日,漣源市七一煤礦發生大規模透水突泥事故,17名礦工被埋井底。
  出事后,蔡在礦里呆了6天6夜,但營救最終還是失敗了——16名礦工遇難,1人失蹤。
  遇難前,礦工聶清文在礦工帽上留下了一份遺書:“欠我娘200元,帶好子女、孝敬父母,一定有好報”。
  4月26日,蔡力峰一言不發地走進常委會會議室,把遺書照片復印件分發給每個常委后,開始一字一句地念遺書,直至潸然淚下:“假如被困礦里的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兒子,我們怎么想?”
痛心的情緒在會議室里彌漫著,更多的常委流下了眼淚。
  而這種痛心,在婁底卻由來已久——該市是湖南省重要的產煤區,蘊藏量極其豐富。僅漣源市已探明的儲量便達6億噸,其中可供開采的達4億噸。“許多地方一撅頭下去,就能挖出黑漆漆的煤來。”
  但據官方公布的數據,從1993年至2002年間,該市各類煤礦平均每21天發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每152天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2002年共發生死亡事故89起,死亡244人,其中重大事故11起,特大事故6起。
  一個帶有血色的支柱產業,成了一把懸在婁底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
  “礦難不治,還會有更多的礦工兄弟將在巨大的恐懼中死去!”為期兩天的常委會結束時,那場風暴便已在婁底醞釀形成。

“慶父”之禍

  婁底是個湘中小市,面積8000多平方公里,沒有什么名山古剎。
  頻發的礦難,卻一次次將其推進了人們的視野。
  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七一礦難”后的兩個多月時間,蔡力峰致力于下鄉暗訪。結束后,一句話時常掛在他嘴邊——“慶父不除,魯難未已”。
  “礦難悲劇頻頻發生,亂采濫挖屢禁不止,一個根本原因就是黨政干部及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從非法煤礦收受賄賂、參股分紅,充當保護傘。”蔡力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把隱藏在非法采掘背后充當保護傘的黨政領導比作了“慶父”。
  后來查處的大量案件,應證了蔡的這個結論。
據漣源市一副市長講述,2003年5月11日,古塘鄉一煤礦發生5人死亡的重大礦難事故。事故發生后,礦長被抓住,關押在當地派出所,結果當天竟然發生200多群眾被煽動沖擊派出所,強行搶走該礦長的事件。
此事震驚了婁底市委,蔡力峰和胡旭曦指示,一定要嚴肅查處。最后通過公安、紀檢監察等部門的調查,這一沖擊派出所搶人事件竟是由古塘鄉企業辦主任、政協聯絡員、安平鎮某黨委委員等在幕后操縱指示。3人均在該煤礦有參股分紅。
  更為典型的是張順輝案。
  “七一礦難”發生前的4月7日,張順輝陪同婁底市煤炭局生產科長戴斌對七一煤礦石壩井進行檢查,發現了突泥等9條安全隱患,戴當即責令停產檢查。4月10日,漣源市煤炭局下發了《關于在全市煤礦開展安全大檢查的通知》,明確張順輝具體負責石壩井的安全檢查,但張既未及時向局領導匯報,亦未督促石壩井整頓到位。4月16日,礦難就發生了。
  而據檢察機關提供的書面材料顯示,張在擔任煤炭局副局長期間,利用其負責全市煤炭生產、生產許可證和準銷證審批等職責,先后收受相關礦主、股東賄賂共計6.2萬元。
  一種合理的解釋是:一方面非法煤窯通過賄賂各級官員,讓官員在發現問題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或提供其它方便,不至于被查封而蒙受損失;另一方面,因要賄賂官員,為謀求更多利潤的礦主便直接減少了對煤礦的安全投入。
  這樣,礦工的生命就變得不重要了。
  而在以張順輝為代表的某些黨政干部的庇護下,一大批存在安全隱患的非法煤礦得以生存。
  蔡力峰如此描述這種充當保護傘行為的危害:一是敗壞黨風政風,損害婁底形象;二是客觀上掩護縱容了亂采濫挖的歪風邪氣;三是妨礙了對違法采掘的打擊;四是客觀上使得全社會對于抓好亂采濫挖失去信心。

官煤的形成

  “每一起災難的背后都隱藏著人禍。”婁底市紀委一位干部如是對記者說。
  那么,制造一起起“人禍”的保護傘到底有多大?漣源市一位檢察官說:“被查處的不過是冰山一角,這種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已滲透到了煤炭生產、審批、監督的每一個環節。”
  這個答案令記者感到驚悸。
  在漣源市委、市政府所做的一份督查專報中,這樣寫道:近幾年來煤炭巨大的利潤空間,使產煤區的一些經濟“能人”把目光盯在挖煤上,認為除了販毒惟有開辦煤礦賺錢來得快,冒點風險,一年成為百萬富翁并非神話。
  “能人”們期待著一夜暴富,而掌控這些資源的一些公職人員冒點風險,自然也能分上一杯羹。
  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官商結合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他們之間又相互勾結、互相滲透。
  秦峰(化名)干煤炭這行有10余年了,漣源市某產煤大鎮的5個礦上都有他的股份。“在婁底基本上還玩得轉,沒什么擺不平的。”6月29日晚12時,記者在其家中見到了剛陪“領導”唱歌回來的秦峰。
  “從產生辦煤礦念頭的那一刻開始,你就必須和各類管事的公職人員打交道,首先要過審批關。”據秦介紹,辦一個新礦首先要得到當地鄉鎮政府批準,然后才能逐級報到縣、市和省里。批準之后,才開始辦理各類證照:開采許可證、生產許可證、經營許可證、稅務登記證等,涉及到礦管局、煤炭局、工商局、稅務局和安全監管等部門。
  “初到一處,公職人員自然會和你講很多政策上的話,比如說哪里還達不到開采標準等。”秦說,遇到這類情況一個通行的做法就是“走后門”。
  秦說,他10多年的辦礦經驗證明,這個辦法是屢試不爽。
事實確也如此。漣源市斗笠山鎮勝源煤礦近年發生事故多起,共計死亡16人。為使該礦繼續生產,先后兩次送給汪清湘人民幣6000元,最終如愿以償。而據漣源市檢察機關的書面材料記載,汪先后47次收受各礦主所送現金共計7.11萬元。
  “煤礦正式投產后,要應付的就更多了。”秦峰說,最直接的就是各類檢查。“漣源的煤礦基本上都達不到國家標準,更多的時候,對付檢查也就是用錢說話。”
  據檢察機關提供的材料顯示,執法大隊長龍彬友于2002年2月12月,利用其分管漣源市安平鎮、斗笠山鎮礦業安全生產技術的職務便利,收受賄賂共計1.4萬元。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收受賄賂對公職人員而言存在較大風險。于是,另一種風險較小且收益更大的方式就成了更多的人的選擇——參股分紅。
  漣源市檢察院辦案人員在查處張順輝時,發現其岳父在某煤礦擁有10萬元股份。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其岳父連煤礦的具體位置都說不清楚。
  還有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公職人員以煤礦某位股東名義入股。“當然,大多數時候只是說句話,并不真的會拿錢出來。”秦峰說。
  至此,公職人員與煤礦老板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編織完成。而維系這一網絡的根本要義就在于——煤礦老板不斷拿出錢來交換公職人員手中的權力。
  “不算求人辦事,每個月光是用來‘融洽感情’的開支大約是2萬元,而像這樣的鎮上約有200人。”秦峰說,一個大致的比例是——礦主每賺一元錢,大約有四角錢要用來疏通各種關系。
  以漣源市為例,該市年產煤300萬噸,其中30%煙煤現在的純利潤約為100元/噸,其余煤利潤約為50元/噸。
在昂貴“血液”的供養下,這張關系網各方面趨向均衡,一些公職人員也就不得不丟棄原先固有的一些優越感。
  “現在對鎮上的書記、鎮長拍桌子,那是常事。”說著,秦峰不無得意。
2004年4月,漣源市某煤礦發生礦難,為讓公司總經理免受責罰,該鎮安監站一負責人馬不停蹄地趕赴各煤礦寫聯名信擔保。

治煤的困局

  到目前為止,秦峰被當地紀委和檢察院找過三次,什么也沒說。
  “得罪了一個人,就是得罪了與他有關的所有人,以后就完了。”秦峰認為。正因為如此,許多工作得做在前面,比如把自己的賬做好。“如果我拿出150萬元來打點關系,現在從公司賬面上是絕對看不出的。”
攻守同盟是這個網絡基本的游戲規則。
  蔡力峰說,“我原來還善良地以為縣區級干部參股不多,現在看來情況非常普遍,有的隱藏很深。”
  蔡意識到這是個非常龐大的網絡,這是他面臨的第一個困局。
  對于此,市委副書記胡旭曦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起了自己從小就愛看的《包公傳》等書籍。
  言語間,透出一股悲壯的力量。
  施健鑫到漣源任檢察院檢察長前,向市檢察院提了兩點要求:一、只匯報不聽指示;二、允許其隨時辭職不干。
  施在漣源3年,晚上基本不出門,被扣了頂“不能協調工作”的帽子。
  在婁底采訪期間,記者見到了許多像施這樣的干部。“這是一股力量,現在已經很強大。” 胡旭曦說。
  “真正把關系網完全撕開,使礦主能致力于生產和安全管理,對礦工而言也就有了更多的安全保障。”秦峰的話則代表了一種民眾的心愿:在煤礦中,礦工應當比官員更加重要。
  這些力量是婁底徹底破除非法煤窯保護傘網絡的希望。
  但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是,如何保證繼任者不會走上前任的老路?
  因為婁底面臨著一個更為深刻的困局——貧瘠的政府財力不足以供養著一支數量龐大的“吃皇糧”隊伍。
  以漣源市為例。該市年財政收入不足1個億,而因需供養一支2萬余人的公務員隊伍,每年財政支出竟高達1.6億元,以至于漣源每年需要向臨近縣市借錢發工資。
  施健鑫在某鄉鎮企業辦逮捕了3名涉嫌受賄的公職人員,該鄉鎮的書記、鎮長都跑到檢察院來要人。“當時就只打定了一個主意,這個鄉鎮的選票今后都別想要了。”
  施的想法道出的是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對繼任官員的選拔,一定程度上掌控于當地政府本身。
  采訪中,婁底市委督察室一位官員給出了兩條個人意見:如果通過減人減權,政府只加強對煤炭資源的合理調控和安全生產的監督,權利尋租的機會也將大大減小;將繼任官員的選拔權交給當地老百姓海選,他們的很多親人都在礦上工作,應該能將負責任的官員選拔出來。
  還權于民,也許是根治婁底礦難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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