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假、販假在我國可以說隨處可見。用行內的話說，“只要地球上有的東西，我們都可以防制出來，并且與真的一般無二。”當今社會，制假領域可以說無孔不入，有假食品、假藥品、假衣服、假手機、假文憑等，真的是只要市場需要，制假業就“繁榮昌盛”。這也難怪相關執法部門人員在315特別節目上所說，現在走上街，都不知買什么好，因為自己知道的看到的假貨太多。中國有句古話：“眼不見為凈。”他們天天與假貨打交道，難怪他們眼前難以為凈。假貨真的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了。

　　我國對假貨查處也加大了力度，不僅加大了打假的立法，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等等，而且每年315期間加大查處和爆光力度，通過輿論的力量來達到打假的目的。與此同時，在日常管理中，工商、質監、藥監等部門也加大了檢查監督力度，及時查處了一些大案要案，在一定程度打擊了制假、販假者的囂張氣焰，維護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但這些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制假、販假的問題，制假、販假仍是無處不在，許多制假、販假者仍是鋌而走險，視法律法規于不顧，視消費者的權益于不顧。緣由何在？筆者認為，與以下的幾個原因不無關系。

　　首先，不具有威懾力的法律法規是制假、販假“始作俑者”。由于我國制定的有關打假法律法規處罰都很弱，無非是沒收現場財產，處以無關痛癢的罰款，這些都不足以達到令制假、販假者怯步的作用。在外國許多國家都是采取“重典”打擊假冒行為。如美國法律規定：生產、批發、銷售假冒商品均屬有罪，對生產、銷售者一次可罰款數千萬美元。這種罰款上不封頂，可以將制售假冒商品者一直罰到破產為止，有時還要酌情加判刑罰和監禁。為杜絕虛假廣告，美國對虛假廣告給予“揭短廣告”的懲罰。如果有人舉報某公司的廣告有假，經有關部門調查核實后，該公司將被罰再做6個月的“揭短廣告”：說自己的廣告有假，產品質量吹牛，勸大家不要買。更慘的是，這種“揭短廣告”的收費標準是普通廣告的一倍。致使很少有商家膽敢做虛假廣告。法國則把造假同販毒、倒賣軍火、恐怖活動視為同一性質的犯罪行為，并在法律規定，假冒違法者可判處２年監禁，１００萬法郎的罰款。德國則不僅將制售假冒商品者一直罰到破產為止，而且還限制其這一輩再也不能從事同種行業。為制止假貨，加拿大企業還要求新雇員在進入該公司時，必須同公司簽訂協議，保證不從事與公司利益相違背的活動。雇員如采購或涉及參與制造假冒偽劣產品，一經發現，立即解雇，并依法受到起訴，其行為將記入個人犯罪記錄，永世不得翻身。對于制假、販假者，只有重罰，增加其制假成本，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制假、販假。

　　其次，地方保護主義是制假、販假的“溫床”。由于存在利益均衡的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執法部門往往官商勾結，互惠互利，成為制假、販假的保護傘。在利益的驅使下，他們不是及時查處這些不法分子，而是為他們充當著看門狗，保護傘，在上級來檢查之時，及時通風報信，轉移和破壞制假現場，使上級檢查部門無法有力查處這些制假、販假者，致使制假、販假者能在當地生存幾年，甚至幾十年。由此看來，我們在查處制假、販假者的同時，是否也要對這些制假、販假的“溫床”給予查處，畢竟制假、販假者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

　　再次，不實宣傳是制假、販假的“宣傳員”。當前，無論是新聞媒體，還是一些影視劇明星，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去考證商品的優劣，也不去顧及商品會給消費者帶來什么后果，都趨之若鶩地為這些假冒偽劣產品充當著“宣傳員”、“清道夫”，為假冒偽劣產品搖旗吶喊。新聞媒體和影視劇明星，由于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往往引導著社會消費潮流。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左右著消費者的消費傾向。有些假冒偽劣產品制造者正是利用了這一“明星效應”，大肆宣傳其假冒偽劣產品，使其假冒偽劣產品堂而皇之地走入千家萬戶，損害著消費者的權益。因此，我們在查處制假、販假者的同時，是否不要忽略對這些“宣傳員” 、“清道夫”的查處。沒有了宣傳渠道，這些假冒偽劣產品以何面目問世。

　　最后，源源不斷的市場需求是制假、販假的“不竭動力”。由于我國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都還不高，低收入者仍占居我們絕大部門人口，對價廉物品的需求仍有很大市場，這就為制假、販假提供了“不竭動力”。古人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解決不了溫飽的情況下，人們很少會去追求物品的好壞。只有在生活富足了，人們才會去品評生活的優劣，才會去享受生活質量。因此，我們在打假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對消費者的教育，合理規范正規商品的價格，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消費水平，使廣大消費者能消費的起品牌、正規商品，使低收入者不會望而卻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