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的問題奶粉事件一出來，三鹿集團以及隨后的中國奶粉行業就成為大眾譴責的對象。企業的誠信問題也因此被抄得沸沸揚揚。誠然，這些企業以犧牲老百姓的利益，甚至是生命為代價來賺黑心錢，不僅缺乏了最起碼的職業道德，而且也喪失了最起碼社會公德，受到大眾譴責和國家法律的制裁無可厚非，但透過此事，我們政府和人民是否要真的反省一下，三鹿的問題奶粉難道是孤立事件嗎？建立誠信僅僅是企業的問題嗎？

    近幾年，我們連續出現“齊二藥”事件、“欣弗”事件、“肝素納”事件、大頭娃娃事件、三鹿的問題奶粉事件，……這些看似不相關的問題，但卻反映了同一個問題:企業的誠信，政府的誠信。一個國家的誠信，不是單靠哪個企業、哪個行業所有建立起來的，她需要全社會共同建立。

    作為企業，要承擔對社會對客戶的責任，要兌現對社會對客戶的承諾，要有最起碼的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只有如此，它才有可能被客戶認可，被市場接納，才有可能立足于社會。中國能樹立這么多知名品牌，能有這么多成功企業，不就靠誠信，靠產品，靠質量，靠服務做到的嗎？越是做大做強的企業，越是成功的企業，其社會的公認度和美譽度都是有口皆碑的。越想投機取巧，動歪腦筋，鉆法律空子，它離破產也就不遠了。中國問題奶粉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因此，誠信對于一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來說，至關重要。

    作為政府，要對人民負責，要履行好監管的責任，而不能成為印發證件的批發部。三鹿的問題奶粉事件表面上看是企業的問題，從深層次地來說反映出的是政府部門的問題。三鹿奶粉從成立到擴大再生產，從不知名到知名，從普通奶粉到知名品牌，從知名品牌到國家免檢產品，都是政府相關部門說了算，都是政府相關部門一張一張通行證發給它，都是政府相關媒體一次又一次為它作宣傳，樹標榜，正因為這其中隱含著監管者附加的政府信譽和擔保，才取得人民對這些奶粉的信任度。現在問題出來了，企業是應該承擔它應付的責任，難道作為這些名牌評選和免檢資格認定的主導者就沒有責任？政府相關部門就逃得了掉干系？他們能用“在我們國家這方面的標準中，和國際食品法典相關的標準當中，都沒有對有毒有害的化學物質進行規定。因此，以前沒有對奶粉當中的三聚氰胺含量進行檢測。”進行搪塞嗎？是不是未來有另外一種不允許添加的有毒物質被添加到了食品中，監管者還會用“未做規定”來作答？ 事關人民生命的東西，不管國家標準中有沒有作出規定，都應該嚴格把關，決不充許其進入市場流通，這才是負責任的政府部門所為。所以說，要想企業有誠信，首先政府監管部門要講誠信；要想企業兌現承諾，首先政府監管部門要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政府部門要時刻牢記，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人民，而不是個人或某些利益集團。如果你所監管的單位或行業出了問題，你是逃脫不了干系的。

    作為民眾，要勇于對不誠信說“不”。由于我國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都還不高，低收入者仍占居我們絕大部分人口，對價廉物品的需求仍有很大市場，這就為假、偽、劣等產品以及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在巨大利潤的驅使下，他們敢于拋棄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違，敢于挑戰法律，使企業和社會的誠信喪失殆盡。這種企業在我國可謂屢見不鮮，并且呈越演越烈之勢，連名牌產品也步其后塵，可見誠信對中國人來說，確實是難能可貴。造成這種原因之一與中國人最怕的事就是依法辦事，因為依法辦事的事成本很高，而不依法辦事成本卻相對要低得多，所以不管是合法民眾，還是不法商人，都比較習慣私下解決問題，都不敢公開對不誠信說“不”。正因此，這不僅助長了不法分子的囂張氣焰，而且也壯大了政府相關部門不依法辦事的“膽量”和“氣魄”。官商勾結、魚肉百姓的事也就時有發生。最終受害的還是人民群眾。所以，要想扭轉這種局面，作為民眾，要團結起來，要真正行使起當家作主的權力來，要敢于對不法行為說“不”；要敢于對不法企業說“不”；要敢于對假冒偽劣產品說“不”；要敢于對不作為政府部門說“不”，只有敢于對不誠信行為說“不”，社會才有可能建立起誠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