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２００１年８月農民唐某進城務工，在其同鄉介紹下到某建筑公司承建的住宅樓工程工地做木工。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９日唐某在木料上打孔時不慎被電鉆擊傷左手除拇指、食指外的其他三指，并被當即送往醫院手術。在隨后的住院治療中木工組承包負責人根據建筑公司的要求派人對唐某進行護理，并承擔了全部醫藥費、住院費、手術費、伙食費等。事故發生后建筑公司未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申請認定唐某因工負傷，也未向勞動鑒定部門申請鑒定唐某傷殘程度。２００２年６月７日唐某出院后不久，與其親屬一道與建筑公司及木工組承包負責人進行協商，并最終就唐某負傷的補償問題達成協議。協議約定：

　　“……鑒于唐某左手三指的功能現已基本喪失的實際情況，……由建筑公司及木工組承包負責人共同支付唐某工傷補償費１２０００元（不含己支付的醫藥費、住院費、手術費、伙食費等），……唐某與建筑公司的關系就此了斷，今后再無糾葛……”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０日建筑公司按照協議一次性將１２０００元補償款（其中１００００元是木工組承包負責人根據安全生產管理專項協議承擔的）支付給唐某。

　　２００３年３月６日唐某在其委托代理人的陪同下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遞交了申訴材料，請求：１、確認２００２年６月其與建筑公司及包工負責人簽訂的協議書無效；２、建筑公司承擔其工傷賠償責任。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立案階段的審查，認為唐某的第１項申訴請求不在勞動爭議仲裁的受理范圍，第２項申訴請求已超過勞動爭議仲裁的申訴時效，故對唐某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

　　［分析］在處理工傷待遇爭議時，常常會遇到案例中出現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簽訂工傷補償協議的情況。但對此類“工傷協議”在爭議處理中的作用卻往往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原因主要在于工傷保險作為五大社會保險之一，對于用人單位來說是必須參加的，而勞動者因工負傷后勞動關系如何調整以及應獲得怎樣的傷殘待遇也都是由有關工傷保險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加以規定的。所以人們認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工傷責任分擔、傷者經濟補償標準等事項并據此簽訂協議的行為是無效的，傷者究竟享受何等傷殘待遇最終還得靠仲裁機構或審判機關依據有關工傷保險規定來裁斷。這樣一來，“工傷協議”在爭議處理過程中僅僅被當作雙方當事人私下里訂立的一種不規范且需要予以糾正的協議看待。要依工傷保險規定裁斷就要先推翻這樣的“工傷協議”，案例中唐某提出的第一項申訴請求便是“確認２００２年６月其與建筑公司及包工負責人簽訂的協議書無效”也就很“順理成章”了。

　　然而在勞動爭議處理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立案審查階段，對當事人申訴時效的審查是一個不可逾越的環節。通過對時效的審查，在處理工傷待遇爭議時“工傷協議”的作用就不能忽視了。勞動爭議仲裁６０日的申訴時效源自于《勞動法》第八十二條即“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應當自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而所謂“勞動爭議發生之日”根據原勞動部《關于貫徹執行〈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勞部發［１９９５］３０９號）、《〈勞動法〉若干條文的說明》（勞部發［１９９４］２８９號）的規定是指當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益被侵害之日，盡管原勞動部辦公廳在《關于處理工傷爭議有關問題的復函》（勞辦發［１９９６］２８號）中提到：“目前勞動行政部門對受理勞動者工傷申訴沒有時效規定”，但對于非屬勞動行政部門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而言，依法受理工傷待遇爭議時仍然要審查申訴時效，只是在工傷待遇爭議發生的時間即時效起算點的確定上比其他勞動爭議特殊一些，因為可能作為時效起算點的多個時間點會同時擺在面前，需要加以甄別。

　　勞動者因工負傷是用人單位承擔工傷責任的直接原因，所以人們更多會將勞動者負傷之日作為勞動爭議發生之日，但其實從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角度看，第一需要維護的是生命健康權，勞動者受傷后首先應當考慮的是及時救治，而不一定是就傷殘待遇提出仲裁申請。況且，勞動者負傷后用人單位還有在規定時間內申報工傷以及從工傷保險基金申領有關費用的程序。所以勞動者負傷之日不一定就是勞動爭議發生之日。前述勞辦發［１９９６］２８號文也認為：“勞動爭議不應不加區別地將職工負傷之日確定為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而應根據具體情況確定勞動爭議發生之日……”。除勞動者負傷之日，實踐中可能被確定為勞動爭議發生之日的時間點還有勞動者住院治療出院之日、勞動者治療終結之日、工傷醫療期滿之日、勞動者恢復勞動之日、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之日、用人單位按規定應主動申報工傷的期限屆滿之日、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就傷殘待遇進行協商并達成協議之日等。

　　前述我們已知用人單位曾與勞動者在所訂“工傷協議”中的約定不能對抗勞動者依政府文件規定對其傷殘待遇提出的主張。那么在勞動者簽署“工傷協議”，尤其是那些寫明目的是為了“一次性解決”的協議之時，用人單位確認給予其的傷殘待遇（可能是全部待遇）對于其本人而言已經是非常明確了，如果該約定的待遇與規定應得的待遇相比要低（甚至是低得多），即構成了法律上勞動者應當知道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此時勞動爭議６０日的申訴時效就應當開始計算了。勞動者既然有能力與用人單位商議或委托代理人與用人單位商議并簽訂“工傷協議”，則一般而言其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或委托代理人提出仲裁申請也不會有什么障礙。而對法律規定或政策文件規定的不了解不能成為阻卻時效計算的法律事由，因此“工傷協議”在處理工傷待遇爭議時作為時效起算點，判斷申訴是否已超過時效的作用就顯而易見了。

　　案例中，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以唐某于２００２年６月與建筑公司及包工負責人簽訂協議書的時間作為時效起算點，認為唐某于２００３年３月提請仲裁已超過申訴時效而作出的不予受理決定無疑是正確的。至于確認協議書無效一項，由于確認“工傷協議”的無效是為了對勞動者依規定究竟應當獲得什么樣的傷殘待遇進行判定，故其本身不能成為一項獨立的申訴請求事項。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認為其不在勞動爭議仲裁受理范圍不予受理也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