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決定修改工傷保險條例，擴大了工傷認定的范圍。上下班途中非機動車及地鐵事故可認定工傷。因工死亡一次性補助金都大幅度提高，調整為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且打破了地區限制，實現工傷全國“同命同價”。(《新京報》12月9日)

　　工傷“同命同價”、上下班中非機動車及地鐵事故可認定工傷的權利夢想即將實現，之于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于擴大單位職工的工傷權益，自然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進一步說，這對于消除現實生活中的城鄉差距、收入差距、戶籍差距、身份差距，都有著不言而喻的政治意義。

　　但問題是，對權利的預言問題誠然可期，落到現實層面，公平的問題卻總顯得不盡如人意。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對于《侵權責任法》里的“同命同價”與工傷賠償問題，是能一下子就能達到先前的心理預期，還必須在實際的案例操作中得出答案。在筆者看來，實現“同命同價”的公平問題，必須要面前這樣一個現實，即“因公”還是“因工”的問題。

　　“因公”的受惠群體往往只屬于特權與壟斷群體;“因工”的受惠群體卻往往既包括弱勢群體，還包括特權與壟斷群體。用人民大學教授陸益龍教授的話就是，“特權和壟斷構成了不公平，尤其是在司法領域”。即便此次修改簡化了工傷認定、鑒定和爭議處理程序——對于事實清楚、權利義務明確的工傷認定申請，規定應當在15日內作出認定決定，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范圍大小的問題。

　　舉兩個例子。今年6月11日，云南羅平縣交通局副局長張敢在辦公室被一男子用菜刀連砍數刀，經搶救無效后死亡，據了解，行兇男子系因懷疑該名局長與其妻有不正當關系產生報復念頭……事發之后，身亡局長的妻子竟然向交通局申請工傷;今年8月份，四川瀘州市江陽區黃艤鎮黨政辦工作人員朱繼宏，午休期間在廁所摔倒，搶救無效死亡，被當地鎮政府認定為“因公犧牲”。

　　以上兩個例子很具代表性。除了“被情敵砍死申請工傷”與“在廁所摔死申請工傷”之外，我們看到的“醉死算工傷”、“醉駕撞死人用公款賠償”的案例也絕非少數。最近幾天發生的“郵政局長撞死五少年”一案，人家就是堂而皇之地用公款賠償了五個家庭，當地縣政府還美其名曰“只想盡快處理此案”。與此形成對比，張海超因工而得的“塵肺病”，一路走來無人能給出定論，最終只得“開胸驗肺”。

　　“同命同價”的問題或許能很容易的解決掉。但如何平衡好“因公”和“因工”的問題，卻是社會留給公共權力的另外一大難題。“因公”的問題是特權的問題，“因工”的問題是個公共利益的問題，兩者要想實現在地位上的平等，既要從制約權力、擴大監督等方面入手，還要從建立發展維護弱勢群體權利的社會團體入手，比如發展工會、讓工會獨立、建立職業協會、成立職業組織等，使這些組織成為平衡“因公”與“因工”問題的助推器。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唐鈞先生說，“在我們的社會中，人們很容易感到社會身份給自身帶來的不平等。因此如何能在現實情況下讓每個人各得其所，成為我們必須要重視的問題。”消除不公的問題，法制并非萬能的鑰匙，除了在法律層面上達成“同命同價”的公平條款，更多的，還應該從現實層面來實現權力與權利話語權的對稱與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