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回放】

　　倪某系原告上海市對外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外服公司)派遣至德國帕德科注膠技術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以下簡稱“帕德科公司上海代表處”)的員工，從事銷售工作。2008年6月7日，倪某出于陪同客戶、拓展客戶的目的而報名參加在上海世紀公園舉行的自行車比賽，比賽過程中，不慎從自行車上摔下，造成頸椎外傷、C2骨折、脊椎系統損傷、系統截癱。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浦東人保局)在2009年5月20日受理倪某父親的工傷認定申請后，于2009年7月17日作出工傷認定，認定倪某系陪同客戶參加自行車比賽而受傷，應為工傷。外服公司認為倪某參加比賽是因其自身的興趣愛好，與工作無關，且比賽是在周末，因此不應當認定為工傷。為此，外服公司訴至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要求撤銷浦東人保局作出的工傷認定。浦東人保局和倪某則認為，倪某參加比賽是為了工作，而不是出于興趣愛好，故不同意外服公司的訴訟請求。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倪某作為銷售人員，拓展客戶是其工作的重要內容。因此，倪某基于拓展客戶的目的，在獲得單位主管的默許后，決定報名參賽，客觀上對帕德科公司上海代表處的業務有益，應認定為系出于拓展客戶、陪同客戶這一工作原因。而倪某在為了工作而與客戶進行見面聯系時，見面或聯系的地點及時間可視為其固定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的延伸。綜上，倪某受傷應認定為工傷，遂判決維持浦東人保局作出的工傷認定。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各方觀點】

　　當前社會中，很多工作都無法避免地時常需要進行一些與工作相關的社交活動或應酬，此情形在銷售類工作尤甚。而且，這些社交活動往往并不發生于常態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之內。因此對于職工在此類社交活動中受到的傷害是否應當認定為工傷，不同主體有著不同的觀點，頗有分歧：

　　外服公司：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被認定為工傷的情形應該是工作時間在工作場所內，或因工外出期間，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而倪某的受傷顯然與這些情形不符，是屬于個人行為，不應當認定為工傷。

　　帕德科公司上海代表處主管：德國帕德科注膠技術有限公司本就不贊成員工在非工作時間再加班或者陪客戶，倪某這次事故發生在周末，而非正常的工作時間，因此不應當認定為工傷。

　　浦東人保局勞動能力鑒定中心主任趙永剛：倪某作為一個銷售工程師，將潛在客戶發展為真正的客戶，是他的工作職責與工作內容的一部分。倪某通過參加比賽，增加同客戶的溝通及熟悉程度，事實上對他將潛在客戶發展成真正的客戶有很大的幫助。以此來說，他確實是以發展客戶為目的去報名參賽的。因此，在此過程中受傷應當認定為工傷。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尚偉律師事務所主任黃綺律師：因為該案件涉及對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內容的認定，確實暴露出目前法律上的一塊空白。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促使很多崗位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時間空間越來越外延，對于這些概念已不能傳統地去看待，雖然法律并沒有對各種特殊情況作出明文的規定，但不能排除意外事件不會發生。我們在期待相應法律能夠盡快出臺之外，更期望法院能在遇到法律空白時能夠更多地以人為本，保護勞動者的應有權利，而不應死摳法律條文。對于倪某這種情形，應當認定為工傷。

　　【法官回應】

　　社交活動中的工傷認定應以用人單位是否受益為導向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法官陸琴是該案的承辦法官，她認為，本案中倪某參加自行車比賽過程中受傷應當認定為工傷。關于工作原因的認定，要從職工實際從事的行為是否對其所在公司有益來看。本案中，無論是倪某賽前在郵件中同客戶進行的溝通，還是預期在賽后與客戶見面進行交流，在客觀上對帕德科公司上海代表處的業務都是有益的。另外，在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方面，帕德科公司上海代表處在田林路的辦公地點是倪某固定的工作場所，他在那里上班的時間是固定的工作時間，但是除此之外，如果倪某出于工作原因，需要跟客戶之間進行溝通聯系見面，此時他溝通見面聯系的地點和時間，應該屬于他固定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的一個延伸。

　　對此，筆者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由于《工傷保險條例》對何為工作原因、工作時間、工作場所的實質內涵未作出明確界定，使得工傷認定標準在實踐操作中容易被機械地理解和適用，無法應對實踐中工傷案件的多樣性，給工傷認定實踐帶來了層出不窮的難題。如事實勞動關系的認定、三個要素是否需要同時具備、三個要素各自能拓展到何種程度等等問題的產生，根本原因即在于三要素是沒有明確涵義的法律用語，實踐中對其有不同的理解。本案所涉及的社交活動中的工傷認定，就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社交活動往往并非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但若職工從事該社交活動是其工作性質所需，或者得到單位明示或默示的認可，且用人單位從中受益，職工受到傷害是否應當認定為工傷呢？本案的判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1.工作原因是工傷認定三要素的核心

　　無論從立法宗旨還是從工傷的理論界定來看，工作時間、工作場所以及工作原因三個要素中，最為核心的一個要素即是工作原因。從立法宗旨來看，《工傷保險條例》第一條就明確工傷保險是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強調的是因工作受傷。而且第十四條規定的應當認定工傷的情形都離不開工作原因這一要素，而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則不是每種情形都必須滿足的。回到工傷概念本身來看，工作原因也是最為核心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工傷，簡單地說，就是因工負傷。1921年國際勞工大會上通過的公約中規定的“工傷”標準就是“由于工作直接或間接引起的事故為工傷”。大部分的因工作需要從事的社交活動，都不可能在用人單位規定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進行，若不將此類在社交活動中受到的傷害界定為工傷顯然既不符合立法本意，也違背了工傷設定的目的。本案的判決就是依據立法的宗旨對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作出了靈活的解釋，將《工傷保險條例》中規定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界定為常規的工作時間、工作場所，而因工作原因受到傷害的時間和地點即使不在常規的工作時間和場所，也是常規工作時間和場所的延伸。

　　2.工作原因的界定應以用人單位受益為導向

　　理論上關于工傷認定標準有很多種觀點，包括相當因果關系說，認為工傷的成立，必須具有業務起因性；業務關聯性說，認為只要事故與工作有關聯性即可構成工傷；相關性判斷說，認為工傷認定以業務遂行性與業務起因性來判斷時，只要其中一要件充分符合，而另一要件薄弱時，亦應認定為工傷。但這幾種標準還只是在形式上兜圈子，未能深入分析工作原因的實質。用人單位雇用職工工作的基本目的就是希望通過職工的工作來獲取利益，雖然不能反推職工從事的活動只要給用人單位帶來利益，就是出于工作原因，但借此可以確定工作原因的一個基本判斷標準，即職工從事的活動已經或者可能為用人單位帶來利益。關于用人單位是否受益的理解，不應當局限于用人單位是實際受益，還應當將潛在的受益也納入其中。如在本案中，倪某與客戶接觸，即使客戶最后未下訂單購買公司產品，公司未能實際受益，但只要倪某有為了單位獲益的主觀意圖，從事的活動客觀上可能為單位帶來利益，就應當認定為單位是受益的。

　　3.必須是工作性質所需或得到單位的許可

　　并非只要職工行為對單位有益，就可以認定為工傷。若職工從事的活動既與其工作性質無關，又未得到用人單位的許可，即使用人單位從該活動中受益，也不應認定為工傷。本案中，倪某的工作性質是銷售員，其收入直接與自己的銷售額有關，可以理解為單位是鼓勵其與客戶積極接觸，這也是銷售崗位所必須的工作內容，因此即使其未得到單位的許可，但只要單位沒有明確禁止其參加某類活動，在活動中受到的傷害都應該認定為工傷。另外，即使倪某是帕德科公司上海代表處的行政人員，工作職責是處理文案，但公司認為其業余愛好是自行車，有利于與同樣愛好自行車的潛在客戶進行交流，派其去參加自行車比賽，在該活動中受到的傷害，也應當認定為工傷。因此，要界定職工從事的活動系因工作原因，不僅要看該活動是否能為公司帶來利益，同時還需要判斷該活動是否系其工作性質所需要的，或者得到用人單位的許可。在界定是否為工作性質所需時，需要結合用人單位的工作制度、職工的工作內容甚至社會的一般認識等予以界定。工傷保險是涉及勞動者、用人單位、國家社會多方主體的利益，向弱者傾斜式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但與此同時，法官作出的裁判也要把握好“度”，需要考慮到裁判引起的社會示范效應，這就需要法官充分發揮自由裁量和利益衡量的智慧和能力。

　　4.用人單位受益導向的判斷標準的運用范圍不限于職工在社交活動受到的傷害

　　本案雖是職工在從事社交活動中受到傷害的案例，但其確定裁判要旨其實是對工傷認定的一種實質界定標準，對于那些不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發生的傷害或是需要對工作原因進行實質判斷的傷害均可以適用。如在上班時間辦私事而引發事故，是否可以認定為工傷；周末因工作需要主動到單位加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交通事故傷害，或在加班過程中受到傷害，是否可以認定為工傷。

　　綜上，本案中浦東人保局作出的認定倪某是工傷的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應予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