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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難、礦難，在不長的幾年里，關于礦難的消息的密集進攻使人們的心理防線節節潰敗，導致某部分神經功能變得遲鈍麻木。悲哀的不是這些人的良心被魔鬼偷竊；悲哀的是，礦難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令人痛心疾首的生活方式。一切都已習慣成自然，一切都有經驗可循：有關領導迅速趕往現場、不惜一切代價搶險、國務院調查組迅速來臨、所有煤礦進行安全整頓、礦主逃之夭夭或是已被控制、穩定家屬情緒，賠償安置等等，進行著無數次的重復。

    這次黑龍江七臺河東風煤礦事故礦難發生又確定死亡了２４0多人，并且礦難發生時井下人數的統計幾經變化，暴露出了事故煤礦管理極度混亂的問題，于是理所應當地受到了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又一次怒斥”。

    他指出，本次礦難人數統計數字的重大疏漏暴露出了事故煤礦存在嚴重的勞動紀律松懈、管理極度混亂的問題。在發生事故后，李毅中問東風礦礦長和黨委書記是否知道最近國務院和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煤礦安全生產的兩個重要文件時，兩人竟都搖頭表示不知道。李毅中每次怒斥，似乎都擊中了礦難緣何頻發的要害，煤礦領導疏于學習與管理；安監人員監管時走過場、走形式，監管形同虛設；官煤勾結等等，似乎都是礦難頻發的“根源”。

    真的是這樣嗎，李毅中怒斥的只是安全生產事故多發的表面原因罷了，為什么煤礦領導疏于學習與管理；安監人員監管時走過場、走形式，監管形同虛設；官煤勾結，因為安全生產工作不過是政府部門管理企業的一場游戲，在這場游戲中，真正的主角——工人成為當地政府和企業追逐自身利益任人擺布的棋子，工人階級被邊緣化了。

    黨從一誕生起，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他的帶領下工人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推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本主義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在二十來年時間中把中國從一窮二白的積弱國家，改變成具有現代工業基礎的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當代中國的國家制度，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政權。

    從什么時候開始，這些主要由工人階級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企業滑坡了、崩潰了呢？什么時候開始，我們要乞求跨國集團、私營企業主來“挽救”國營企業垂危的生命呢？從什么時候開始，工人階級由“主人公”淪落到“打工仔”、“奴仆”直至“下崗”、“失業”、“流浪”的地位呢？從什么時候開始，工人階級成為了“弱勢群體”了呢？中國工人階級從國家的主人，到今天卻又要為生存而掙扎。

    如果各級安全管理部門由工人來選舉，如果工人有真正為自己說話的工會，有罷工的權利，我不相信企業還能這樣肆無忌憚的侵犯工人的基本權利。在當今的國有企業里，工會組織僅僅是一個行政部門。面對頻發的礦難，當企業和工人發生利益沖突時，這樣的工會怎么能給工人撐腰？私有小礦，它們原本就不需要“工會”來裝點門面；雖然《煤礦安全規程》規定，從業人員有權拒絕違章指揮和強令冒險作業；當工作地點出現險情時，有權立即停止作業，撤到安全地點。但就有煤礦主對礦工說“你有本事就不要下井，我明兒就讓你下崗！”，由于礦山勞動力的供過于求、工作機會的稀缺，面臨“停職停工”的威脅，無處主張權利且生活無著的他們，明知下井工作有生命危險，也只好妥協。如果不僅政府和企業主可以讓工人下崗，工人也有權利讓政府領導和企業經營者下崗，安全生產工作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以前，國有煤礦經營，企業的盈虧與生存沒有直接關系，安全投資也是國家的事，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國家也不再管礦山安全方面的投入，改由企業自己負責。有的國有煤礦把礦井轉包給礦長，由于短期利益的驅動，應有的生產規范、管理措施和相關投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為了追逐利潤的最大化，經營者用工人的生命做代價，省去了安全投入的經費。不把工人階級的權利還給他們，黑龍江七臺河東風煤礦事故這樣的死亡游戲還將不斷上演，資本與權力結盟也不會停息。據統計當前我國國有重點煤礦平均每百萬噸死1人左右，地方煤礦是5人左右，私營小煤礦約17人。

    如果工人階級繼續這樣弱勢下去，煤礦領導疏于學習與管理；安監人員監管時走過場、走形式，監管形同虛設；官煤勾結將更加精彩的上演，安全事故永遠不會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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