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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說明：在紡織廠工作的新疆女孩。劉崢攝

　　中國，深圳松崗鎮 -- 那天晚上，李春梅死了，她是累死的。
　　工友說她那天連續在白南（音譯）玩具廠里來來回回跑了16個小時，把未成品的玩具從一臺機器送到另一臺機器。當下班的鈴聲終于在午夜響起的時候，她已經滿臉是汗。
　　圣誕節前，正是玩具廠一年中的旺季，訂單像雪片般從日本、美國飛來，工人們被強迫要求加班，李春梅和她的同事們已經有整整兩個月沒有休息過一天了。
　　同屋的女孩們回憶，那天晚上，19歲的李春梅躺在宿舍的床上，直直地看著上鋪的床板，哀怨地說她覺得自己快被榨干了。她一邊揉著自己彎曲的雙腿，一邊咳嗽著，她說她覺得好餓。工廠的飯菜實在太差了，她說，她餓得就像什么都沒吃過一樣。
　　"我不想干了"，同屋的女孩黃佳群想起當時李春梅曾說過，"我想回家"。
　　后來宿舍的燈熄滅了，同屋的女孩都陸續睡了，而李春梅卻開始咳血。幾個小時后，大家發現她躺在衛生間的地上，身體縮成一團，在黑暗中呻吟著，她的鼻孔和嘴角都是血，流個不停。同事們叫來了救護車，來不及了，李春梅死在去醫院的路上。
　　李春梅的死因至今仍是一個謎，廣東省的很多報紙都把工作強度過大、連續工作時間過長而導致的健康青年的猝死稱為"過勞死"，而李春梅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認為她就是典型的"過勞死"。
　　目前沒有針對導致這種猝死的原因以及發生機率的研究。很多病例甚至沒有被記錄，但是據估算，僅在珠江三角洲，每年就有幾十人死于"過勞死"。
　　數以百萬計的打工仔打工妹從貧困地區涌向沿海地帶，他們組成了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隊伍，這些新的流動打工者都很年輕、貧窮，而且對勞工權利和工作安全的規定幾乎都一無所知，而他們之中"過勞死"的事例使工作環境必須標準化成為當務之急。

　　背井離鄉去賺錢

　　李春梅的家鄉在小俄山(音譯)，那是四川省的一個偏遠山村，離她工作的松崗有700多里路。小俄山(音譯)目前仍是中國最窮的地方之一，全村只有一部電話，沒有公路，經常限水限電。
　　小俄山(音譯)那里的人們至今仍然全靠自己的雙手耕地，就像他們的老祖宗，只有牛和鋤頭。村里的人沒幾個識字的。要進小俄山(音譯)你只能步行，在霧氣環繞的山上惟一的小路滿是泥濘。
　　李春梅在家中五個孩子中排行第二。貧瘠的土地，艱苦勞作拖垮了父母身體。他們家在山腰上耕種一小塊梯田，日復一日，上山下山，他們耕種些收成少得可憐的小麥和稻米。
　　"這是個窮地方啊，當爹媽的都想讓娃趕緊離開鬼地方到城里打工"，李春梅的父親李志民說。坐在自己造的破舊簡陋的小屋里，他說"娃們越早去打工，家里日子就好過點。"  
　　當地人說他們的經濟非常簡單。小俄山（音譯）的人們靠吃自己種的糧食為生，然后賣掉一部分糧食換錢。那里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元，但是每年每人要交各種雜稅與費用300元，曾有一些村民因為交不出稅而被拘留。
　　村民們說活下去，辦法只有一個：別讓孩子們上學了，早點讓他們去城里打工。
　　李志民的大女兒李梅小學三年級時就被迫輟學了，她甚至還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女孩要幫家里耕地喂豬。李春梅也是在三年級時輟的學。
　　李梅15歲時，坐著長途車去了深圳。
　　"那時家里很困難"，她說，"我想賺錢養活自己和爹媽，我想供我妹妹上學。"
　　兩年后，李梅帶著800多元錢回家探親。那時李春梅15歲，她說她也要和姐姐一樣去城里打工。李梅回憶起當時李春梅說，家里需要錢，她不想讓爸爸再這樣辛苦地種地了。
　　探親假過后，李春梅和姐姐一起踏上了去深圳的路。李志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那天他一路翻了好多山頭送姐妹倆去車站，李春梅一直偷偷在哭。
　　"我真的很擔心，我叫她別哭"，李志民說，"我對她說，沒啥好哭的，去賺錢又不是什么壞事。"
　　"我說：哭可不是個好兆頭。"

　　最差的工作

　　長途車開了整整三天三夜。
　　當車開上廣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李春梅第一次看見了珠江三角洲工廠的廠房。混凝土的宿舍在路邊排成褐色的一行，只有掛在窗口的衣服點綴出些許色彩。深夜，開車經過的人們可以透過工廠的窗戶看到一排排女孩仍在燈光下辛勤工作。
　　姐妹倆一起到了東莞。一個爆炸式發展的城市，約有9百萬人口，而其中至少有7百萬是像李梅姐妹這樣的外來打工者。李梅在東莞呆了兩年，在不同的玩具廠打過工，而且當時正有個工廠要她去。她說，很快也能給妹妹找到個工作。
　　李春梅打工的頭一年就受了傷。一天過馬路時，她被一輛摩托車撞傷了腿。李志民趕到東莞，把女兒帶回家養傷。
　　在家休養了差不多一年后，17歲的李春梅來到了松崗。那是位于深圳西北面的一個衛星城，李梅當時在韓國人的玩具廠凱明(音譯)實業公司打工。這次還是姐姐幫了忙，幫李春梅在這個工廠也找了份工作。
　　李春梅的親戚朋友告訴我們，在她生命的最后兩年里，她在三個不同的玩具廠打過工，一個是凱明(音譯)，還有兩家都是替凱明(音譯)做加工的工廠。
　　松崗處處是工廠，衣服、玩具、電子產品，都在這里加工，然后運往世界各地。晚上，下班后，常有很多打工仔打工妹在街上閑逛，工作牌還別在工服上，而工作卡就放在襯衣口袋里。
　　松崗對一個山村女孩來說是個新奇的世界。那里有街燈，有麻將室，還有走調的歌聲從KTV里飄向溫暖的空氣。但是同事和朋友們都說李春梅幾乎從不出工廠的大門。
　　同事們說，在工廠里，生活必須按嚴酷的時間表進行。李春梅每天早上7點起床，穿上工服，8點到崗。中午，她有1個半小時的時間吃飯、午睡；傍晚她只有半小時吃晚餐。晚上從6點開始加班，一直到午夜時分下班鈴聲才會響起。
　　大部分工人會被派到流水線上做縫合玩具的工作。比如，一個工人縫上一只眼睛，另一個縫耳朵。他們整天坐在縫紉機前，重復做同一個動作。
　　而李春梅的工作卻是不停地跑來跑去。一組工人完成他們縫合的那部分后，李春梅要把所有他們完成的玩具跑步送到下一組工人那里。通常一個組有25個工人，卻只有2個像李春梅這樣的傳送工，而每天做的玩具大約有1000個。
　　"她做的是最累的工作，而且工頭們還總是催她快點快點"，一個姓劉的工人說，"我們除了吃飯沒有其他休息時間，車間里也沒有空調。"他還說，車間里到處是飛絮，機器運轉產生巨大的熱量，有時車間的溫度竟會達到58℃。
　　傳送工不需要什么技能，所以工資就最低，只有12美分一小時。在最忙的季節，工資和加班費加在一起，李春梅大概可以賺約550元人民幣。
　　但工人拿不到全部的工資。公司每月要向每人收100元的住宿費、伙食費和從來沒人享受到的福利費。比如工廠向工人收費說去辦暫住證和工作許可證，能讓每個人能在松崗合法地打工，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拿到過這類證件。
　　工廠還常常莫名其妙地要工人交罰金，比如上廁所超過5分鐘、浪費糧食或者完不成指標都要被罰錢。
　　李春梅雖然對工作環境很不滿，可是只要能賺錢她就開心了。她告訴朋友們。她要攢錢給自己準備嫁妝。
　　"她又老實又害羞，她是我們中間最窮的一個，"李春梅的老鄉沈秀群說，"她沒有男朋友，也不愛聽音樂，我們出去逛街時她常常一個人呆在屋里。"
　　另一個工人張發永說，李春梅只買過一條裙子，但又一直不舍得穿。她說李春梅覺得自己亂花錢了，又擔心自己糟蹋了這么好的裙子。她死后，她父親在她的遺物中找到了這條裙子，還好好的折著，放在塑料袋里。
　　李志民還在女兒的遺物里找到了幾張照片，那是在照相館5角錢拍一張的快照。照片上李春梅和朋友們在一起，站在照相館的布景前，穿著向照相館借的軍裝。在那幾張照片上，她看上去那么年輕，一個二十不到的姑娘留著烏黑的長發，一張照片手捧鮮花，一張做干杯狀，還有一張是穿著工服端坐著。
　　只有在一張照片上，我們看得見她的笑臉。

　　"我們被套牢了"

　　死前兩個月，李春梅從凱明(音譯)被調到一幢新樓去了，那就是白南(音譯)玩具廠。約有60個凱明(音譯)的工人被同時調到白南(音譯)，他們開始在三樓的一個車間里加工玩具。凱明(音譯)的工頭吳朵琴也一起來到了這個新地方。
　　新工廠條件更差。一年中最忙的時候來了。吳朵琴不斷要工人們延長工作時間，有時甚至要加班到凌晨二、三點。工人們連續2個月沒有休息一天。
　　"每個人都要加班，你根本沒得選。就算生病了，還是得上班，"李春梅一個姓趙的工友說。
　　"但是我們根本沒有加班費"，她補充道，"比如說，有時我們加了6、7個小時的班，但工頭只在我們的工作卡上寫3、4個小時。"
　　死前一星期，李春梅哀求工頭放她一天假，她實在是撐不住了。但是工頭拒絕了她的請求。李春梅只好在晚上加班時偷偷去睡覺，還被扣了3天的工資。
　　朋友們說李春梅總在說她不想干了要回家，但工廠扣著她兩個月的工資，如果她不干了，可能就拿不到本應屬于她的工資。很多工人也有相同的遭遇。"我們被套牢了，"一個來自四川的17歲的女孩說，"我們只好呆在這兒干下去。"
　　李春梅的同事們描述的情況很多都違反了中國法律。松崗的最低工資應該不低于每小時30美分，而加班時間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而且是勞動者自愿加班才行。同時嚴禁任意罰款和克扣工資。但在那里，法律是一紙空文。
　　"也許那的確違法了，可在我們這里是司空見慣，"來自四川的25歲的吳春林說。五年來，他已經在六個工廠打過工了，他說，"其實哪里都一樣。"
　　有個研究過珠江三角洲工作狀況的記者說，工廠里種種問題的產生是因為當地的官商之間有"共同利益"。政府希望通過激勵投資來增加稅收，當然同時也增加他們受賄的機會，因此他們會對勞工權利和工作場所的安全隱患等問題視而不見。
　　李強，曾經在中國試圖為打工者打抱不平，兩年前去了美國。他曾經協助400名在深圳的打工者整理材料，揭露工廠的惡劣環境，但是被當地政府輕描淡寫地打發了。
　　"他們說'回工廠去吧'；他們說'你該明白，哪兒不都一樣啊'"，李強回憶道，"問題是有很多當地官員的親友都進了這些工廠當頭頭，這就形成了一張關系網，而只有打工者是'外人'。"
　　從各個方面來說，這群打工者都是中國最無助的工人階級。一是政府要限制人口流動；二是和傳統的國企工人相比，打工的移民得不到福利保障；三是警察可以隨時收容并遣送他們回鄉。
　　打工者們想聯合起來為自己的利益抗爭就更難。"國企的工人很容易聯合，因為他們通常來自同一個城市，有些甚至是從小一起長大的，他們很容易團結在一起，"李強說，"但打工者來自不同的地方，而且他們的生活環境不是很穩定，他們很散。"
　　大部分打工者文化水平都很低，根本不能和城里的同齡人相比，而他們也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應有的權利。他們中幾乎沒有人從屬于政府控制的職業聯合會，在采訪中我們發現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從沒聽說過有"工會"這回事。
　　在打工者經常工作的私人工廠里，老板們只關注利潤。
　　外界對這些血汗工廠工人處境的大聲疾呼引起了跨國公司對他們在華工廠的環境及管理人員的注意。但在這類工廠中經常存在的轉包合同的制度破壞了一些改善措施的實施。
　　比如，據一個不愿公開姓名的管理人員透露，凱明(音譯)工業公司就從不同的品牌公司接下玩具加工訂單，但那些品牌公司幾乎從不到工廠了解情況，就算來也一定會事先通知。
　　他說，其實凱明(音譯)有符合標準的車間，他們完全可以讓工人在合格的環境下工作，但是他們為了輕松賺錢就會將訂單轉包給其他環境很差的工廠，比如像白南(音譯)這樣的工廠，凱明(音譯)通過轉包可以輕輕松松賺取傭金；而白南(音譯)這樣的工廠也想這樣做，所以會再轉包給像李春梅的工頭吳朵琴這樣的個人。
　　他說，"所以，你看，我們可以說，吳朵琴不是我們公司的人，所以李春梅的事跟我們無關。"
　　果然如此。當我們打電話去白南（音譯）玩具廠詢問李春梅的事時，一個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子在電話里說"是，這事我們知道了，但吳朵琴不是我們工廠的人，這不是我們的責任。"
　　吳朵琴變成了一個不屬于任何單位的人，凱明(音譯)和白南(音譯)的人都聲稱無法聯系上她，而她曾用過的一個電話號碼在李春梅出事后也無效了。

　　父親的悲哀

　　一接到女兒的噩耗，李志民就趕到了松崗。他說，整整28天了，他拼命想找出應為此事負責的人。
　　警察把他帶去了當地勞動局辦公室，而勞動局又把他送到白南(音譯)玩具廠，玩具廠的老板們閉門不見。李志民又去了區級的勞動局，區級的勞動局又把他送去了當地的商業部門和深圳市勞動局。
　　最后，警察給了李志民一紙文書，說區衛生部門認為李春梅的猝死是"因為生前就有某種疾病"，除此以外沒有任何說明，同時當地的勞動局宣稱她的死"與工作無關"。
　　李志民無法接受這樣的結論，但他又無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動。他說，最終凱明(音譯)公司讓吳朵琴出錢辦了女兒的追悼會，并讓吳支付了他在松崗期間的一切費用和回家的車票。大女兒李梅和他一起回了家。
　　現在，李志民一家又難以維持生計了。李梅想好了--明年再回工廠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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