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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前不久，因透露自己吃工頭剩飯的生活境遇而被勒令“下崗”的農民工，通過有關部門的幫助，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然而因此引發的關注和思考卻遠沒有停止。

　　目前的很多建筑工地上的農民工依然面臨著類似的問題，他們大都沒有簽勞動合同，最終能不能拿到報酬讓他們時時擔心，飲食衛生差、工作強度大、生活環境惡劣等更是他們每天都要面對的生存難題。

　　農民工，作為美麗城市的建設者和勞動者，“五一”這樣舉國歡慶的節日并不能帶給他們多少欣喜，他們期待著這個城市能像他們建起的摩天大樓一樣，充滿溫暖，充滿感性。

　　本報記者蹲守多日，對農民工們進行了深入采訪，所記錄的都是一些平常的故事，然而卻在節日前夕，讓人們的心中多了一份無奈與牽掛。

　　現狀

　　4月20日早晨，天剛蒙蒙亮，通州區梨園城鐵旁的某商場建筑工地宿舍里，54歲的農民工李忠建起床了。他一邊挨個招呼同睡的工友起床，一邊簡單地洗臉直奔食堂。對他而言，一天繁重的勞動就要開始了，而那難以下咽的伙食更是讓他心里犯怵。

　　早餐倆饅頭一碗粥沒米粒

　　這是一個平常的早晨，睡得迷迷糊糊的李忠建習慣性地來到了食堂，去領早餐。

　　早餐是兩個饅頭和一碟咸菜，還有一碗基本沒有米粒的粥，“天天早上就吃這個，吃這些東西要工作到中午12點”。他一邊蹲在宿舍門口吃飯，一邊和工友們說著話。沒到10分鐘的時間，早飯吃完了，他和工友們匆匆回到宿舍，戴好安全帽，拿上工具，出發了。

　　“6點前要開工，到工地還有十多分鐘的路。”李忠建和工友們做的是商場建筑的地基工作，這種工作強度很大，他主要負責鋼筋水泥澆筑，作為樓房的基礎工程他們一點不敢怠慢。通常，他們下午一直要高強度地干到晚上七八點鐘，而每天的工資只有30多元。

　　午飯生綠芽土豆從不去皮

　　這幾天，正趕上北京的沙塵天氣，老李和工友們在一上午的勞動之后，滿身灰塵，來不及洗臉，就急匆匆地去食堂打飯，然后擠在路邊，開始吃飯。“我們中午大部分都是在路邊對付一口，不然就是十幾個人在宿舍里把菜放在地上吃。”

　　老李說，他們中午吃的主食依然是饅頭，菜是土豆塊。“吃的土豆從來沒有去過皮，只洗一遍就下鍋了，洗完菜的水全是泥湯子。”一位農民工指著菜里的土豆說，現在都春天了，工地食堂的土豆都長出了綠芽，但是因為工人多，食堂師傅就只是把綠芽掰掉了事。“我們雖然是農民工，也知道土豆生芽是有毒的，但在工地里沒辦法，強挺著也要吃，不然餓著怎么干活？”幾個農民工無奈地嚷嚷著。

　　“幾乎全是每個季節里最便宜的菜，白菜、菠菜和土豆是常菜，湯多菜少，每十天才改善一次，改善就是菜里放點肉。”工地的食堂大部分建在灰塵滿天的工地現場，工人們說，他們一天要干12個小時以上的體力活兒，每天的伙食又都很差，根本吃不消，更談不上有什么衛生標準了。

　　“食堂的飯菜就是能填飽肚子不餓，前兩天，我們就在菜里吃出一條一米長的綁袋子用的布條，當時就不想吃了，可是為了堅持干活，強忍著也要吃完飯。”一位工友說。

　　“我們現在吃的米飯剛從食堂里打出來時就能聞到一股霉味，在米飯里吃出蟲子一類的東西天天都會發生。”一個工友說，“就是這樣的菜湯，中午剩了，食堂的師傅也要藏起來，晚上兌到新菜里還給我們吃，不然包工頭看見他把剩菜扔掉，就會大罵他一頓。”

　　晚飯8名工友“改善伙食”

　　來自河南睢州的農民工劉師傅等8人，20日晚上早早回到了宿舍，他們都沒有去食堂吃飯，因為他們中午約定大家集體“改善”一下伙食，一會兒工夫，一位工友從外面買來了兩袋花生米，還有一盤雞肉和一瓶白酒，“這頓飯一共花了25塊錢，我們10天左右就自己買一次，算是解解饞，工地的飯菜太難吃了”。

　　菜就放在宿舍的地上，大家顧不上去洗洗手，便打開了白酒，把簡易酒杯倒滿后，開始邊飲邊聊，能看得出來，他們對這頓晚餐是很滿意的。

　　兩成農民工吃過飯店剩菜

　　21日中午，工地上的5名來自安徽蚌埠的農民工圍在一起，蹲在路旁吃午飯。與其他工友不同的是，他們吃的主食饅頭是從食堂領來的，可是菜卻是從旁邊飯店要來的剩菜。

　　有位張姓農民工告訴記者，他們一天的伙食費要6元，這樣中午的飯錢就可以省下來。“吃這種剩菜也不錯，比工地的白菜湯有滋味，要是晚上，我們還可以拿它喝酒！可就是擔心，說不定哪天就得肝炎了。”據他介紹，整個工地有兩成左右的人吃飯店的剩飯維持。

　　農民工的衣服大都是別人給的，一位近六十歲的老民工很尷尬地說：“干粗活的，一天賺不了幾個錢，哪能買衣服呢，人家不要的衣服給我了，我就留著穿。我們農村來干活的，衣服有件穿著就成，也沒有啥講究的。別人不要的，穿剩下的我就留著。”

　　工地食堂衛生令人擔憂

　　由于工地食堂都是臨時性建筑，規模、條件參差不齊。記者發現，不少工地食堂存在食品安全隱患，衛生狀況不容樂觀。21日下午，在朝陽區朝陽北路某工地農民工生活區，靠近院門的左側，在一個臨時搭建起來的簡易伙房里，一名炊事人員正在一塊橫放著的木板上面切白菜。盡管已經洗過了一遍，但洗完白菜后的水依然渾濁。旁邊的一個水泥池子里盛放著半池水，池底有一層黑乎乎的泥。

　　炊事人員介紹說，池水是平日的生活用水，是用水管從別處抽來的。

　　令記者吃驚的是，這個如此簡陋的建筑竟然是整個院內唯一的“伙房”。談起工地食堂的衛生狀況，來自安徽的李文民（化名）說：“冬天情況還好一些，夏天那些冬瓜放在地上蒼蠅爬來爬去，有時候師傅連洗都不洗，一下就放到鍋里了。”

　　晚上6時半左右，記者來到位于海淀區中關村南路的一家工地食堂——五六平方米的伙房，似乎是剛做完晚飯，鍋里面的水還冒著熱氣。正對著門的兩堆磚頭上擺放著一塊長木板，木板上放著一個裝有米飯、菠菜的綠色大盆，沒有遮蓋；旁邊的蒸籠里是一些饅頭，墻角堆著幾袋面粉和一包白菜。在記者走訪的近10家工地食堂里，有半數以上食堂沒有衛生許可證，從業人員多數無健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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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

　　城市的文化設施和休閑場所對農民工來說，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位農民工說，來北京打工兩年，沒去過偉大首都的天安門，不敢出門，不僅因為口袋中沒錢，還因為城市人“冷漠嫌棄的眼神”。“同樣是人，我們在給他們蓋高樓大廈，讓他們住，他們卻這么對我們，我們真憋屈啊！”這成了農民工不敢說出的心痛。

　　打工兩年多沒去過天安門

　　來自黑龍江的趙曉龍（化名）今年29歲，他已經有11年的打工經歷，因為他大部分做水泥灌注的活兒，所以經常沒有固定的休息時間，“有時半夜通知我去澆注，就要爬起來趕到工地加班，一般早上六七點鐘完工是很正常的”。

　　每天工作要在12小時左右，閑暇時就是在工地附近轉悠，從來沒去過市里。“來北京這么久，都沒去天安門逛過，等發了工資我一定好好去市里玩兒一天，我從小就向往著去天安門看升國旗。”說這話時，趙曉龍微笑著，臉上露出無奈。

　　李國武（化名）比起趙曉龍還算好，他比較喜歡利用閑暇時間出去逛，一次坐公交車，他上車后摸摸兜，發現沒帶錢，沒辦法他只好往車的后面鉆，因為車擠，半個小時的車程乘務員也沒有查他的票。“現在想起來，還覺得有些慚愧，我可是第一次乘車沒買票啊，以后再也不能做這種事情了。”李國武說。

　　業余生活就是睡覺和閑聊

　　城市的文化設施和休閑場所與農民工是無緣的，業余時間少，收入不高，“用睡覺、聊天來打發時間最合適”。40歲的河南睢州農民工趙某，被近幾天頻繁的加班搞得一臉疲憊。

　　他說：“白天拼了命地干活，晚上一閑下來，就想家。可也沒地方好去，就只好和工友到街上瞎轉，散散心。”

　　民工工棚里沒有電視機，甚至沒有一本書。很多人都是扔下老婆孩子出來打工的，為了掙點錢，讓家里好過一點，“再苦、再寂寞也只能忍”。

　　農民工靠講黃段子減壓

　　很多農民工都已經娶妻生子，但由于經濟上的原因，他們的妻兒并不能跟隨他們來打工。來自安徽的張志結婚5年了，但在家呆的時間很短，也就是過年過節才能回趟家，和媳婦在一起的時間很短，其他時間都在外邊打工。他說：“想媳婦，咋能不想呢，想也回不去啊，就只能想想，有啥辦法呀。我想過一陣子手頭松了，就把媳婦接來和我一起打工，兩口子一起忙活，有個照應，還能嘮點知心嗑兒。”

　　談起和媳婦分隔兩地的問題，38歲的老李紅著臉說：“啥不好意思的，誰不想夫妻倆在一起啊，可條件不允許，咱們就只能講講黃色笑話，這有啥不正常的？”

　　“我聽說城里的干部職工，每年都享有休假時間，兩地分居的夫妻能享有探親假，我們這些打工的農民工，可望而不可及啊，每天繁重的勞動和生活的壓力，再加上長期不能與妻子團聚，過不了正常夫妻生活，發生性犯罪也是有的。”一位農民工嚴肅地說。

　　城市生活壓抑感難以驅除

　　來自河北的李新（化名）今年40歲，已經進城做工幾年，他說：“我沒啥文化，看到有人的眼神里帶著輕蔑，心里就特不是滋味，好像我們有啥傳染病似的。我們是農民工，可我們也是靠勞動掙錢養活自己啊！”老李的訴說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

　　“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到街上溜達，別人一看到我們是民工都躲著我們，我們也不敢到高級的商場去轉悠，商場的人都防著我們，好像我們是去偷東西的。擠公車的時候也是這樣，都刻意離我們遠點。好像我們就不可以坐公車似的。”一個工友附和著說，“同樣是人，我們給他們蓋高樓大廈，讓他們住，他們卻這么對我們，我們真憋屈啊！”農民工說，走在路上頻遭白眼，那感覺真難受，讓人心都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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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

　　睡覺對重體力勞動者來說，可能是一天中最盼望的時刻，然而對于農民工們來說，那睡前想家的煎熬，蒼蠅蚊蟲的叮咬和濃重的霉臭味，卻成了每夜揮之不去的夢魘。“一個工人，每個月不得上幾次腸炎，就過不去夏天。”一位老民工說話時語氣格外沉重。

　　宿舍里霉臭味十分濃重

　　建筑工地的住宿條件簡陋得讓人難以相信。農民工住在臨時搭建的工棚內，狹小的屋子，密密麻麻的床鋪、骯臟的鋪蓋、不完善的通風設施，農民工趙曉龍所住的房間在宿舍簡易房的一樓，晚上一盞15瓦的燈泡發出暗淡昏黃的光，不到20平方米的空間內，共擺有8張上下鋪的“床”。

　　宿舍內除了木板床沒有其他任何設施，床板則由幾塊木板或竹板并排釘在一起，有的床板上還有薄薄的舊海綿床墊，其上面鋪著床單，最上面則是一床多處有縫補痕跡、遍布污垢的薄棉被。整個房間散發出潮濕發霉與汗臭味相混雜的難聞的氣息，夾雜著屋內的人體氣味。蒼蠅、蚊子在工棚內亂飛，趙曉龍說：“這屋子里住了十多個人，夏天晚上屋子熱得像蒸籠，睡覺都喘不過氣來，不過住久了也就習慣了。”

　　每天12個小時以上的高強度體力勞動，讓工人們常常感到眩暈。“當工作到10個小時以后，大腦會完全沒有反應，工作完全變成機械的了。”來自內蒙古的李國武說。

　　最擔心過夏天的日子

　　“天氣馬上就要熱了，又到了我們遭罪的時候了。”民工趙曉龍說話時眼里充滿無奈，“夏天三十七八攝氏度的溫度，我們要堅持干12小時的重體力活，一般人是沒法想象的，晚上回到宿舍，一身臭汗和灰塵，還沒個地方去洗澡，宿舍里熱得要命，窗戶全部打開，晚上還要忍受一夜的蚊蟲叮咬”。

　　夏天是傳染病和各種疾病的多發期，一位老民工說：“每個工人，一個月都要得上幾次腸炎，病了還舍不得花錢買藥，只有挺著。每年年末回老家，大家都覺得我們在外面賺錢了，鄉親們很羨慕，可我們的心里是酸酸的。不知道怎么和他們說這些情況。”

　　困惑

　　54歲的他身在病中，還要在工地上打工掙錢，因為他想給老伴治病；40歲的他最惦記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孩子的教育問題成了他心中的一座大山。

　　他們在城市的邊緣艱難地掙扎著，努力地追求著，他們渴望孩子能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然而在高額的學費面前，他們的夢變得有些蒼白。

　　辛苦做工為給老伴治病

　　晚上收工后，李忠建卷著旱煙，煙霧繚繞中，他向記者講述了家庭的困窘。“兩個兒子剛剛結婚，欠下近三萬元的債務，靠在家種地沒法還上，所以只能到工地做體力活。老伴在家中打理家務，還患有角膜炎，始終要吃藥，我每個月的工資僅夠她治病，我已經在這里干了兩個月了，賺了1000多元，包工頭只給了100元零花。工資何時能兌現，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氣管還不好，要天天用藥頂著，每天吃藥在工地連開水都沒有，所以只能就著涼水把藥吃了。”在工地上，好多工友得了病都不敢去藥店買藥，“吃藥實在太貴了，如果胃疼，我們就到食堂和師傅要點生姜吃，這樣也就算治病了”。

　　李忠建老人有些激動地說：“現在，我欠下了這么多的債務，不知道我不能動彈的那天，能不能還上債，我們現在一年的工資，可能只是城里人的一頓飯錢，可就是這點兒工資，還經常被拖欠，我想不通。”據他講，去年他在建筑工地干了一年，年終時，包工頭只給了1000元錢。

　　沒簽合同工資經常沒譜

　　來自河北保定的農民工李奇福（化名）今年53歲，因為家里耕地少，所以每年春節后他都出來打工。“我們一起來的工人有100多人，全是保定的，我們都沒有和工地簽勞動合同，現在每月包工頭給100元到200元的零花錢，工資要等到干完這個工程才能開。”

　　“我們農民也不懂法，簽了合同又有什么用呢，到時候不給工錢還不是一樣？”來自內蒙古赤峰的李國武說。據他講，他們春節后就來這里打工，現在每個月工頭就給50元到100元的零花錢，這連買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夠，有的工人發了錢之后就幾個人合伙自己改善一下伙食，“因為工地的飯實在太難吃了”，前不久，一位工地的瓦工著急回家種地，干了兩個月掙了2000多元的工資，包工頭只給了500元。沒辦法，回家種地很急，他只好拿這些錢回家了，“剩余的工資就算黃了，因為家都在外地，誰能因為這點錢整天跑來要呢”。

　　孩子教育成了普遍擔憂

　　大多數農民工的愿望很簡單，能掙錢、多掙錢是第一位的。據統計，農民在外務工收入為在家務農收入的2倍多。雖然生存境況比城市人差很多，但在家鄉，他們仍是被羨慕的對象。

　　一位40歲的農民工說：“我現在最擔心的是孩子的教育。自己一人在外打工，妻子在家里對孩子管教不好，怕把小孩耽擱了。”一位農民工家里有兩個孩子，他很想把孩子接到身邊上學，又沒有經濟能力，他希望孩子能好好上學，最好能考上大學。

　　對于孩子的學費問題，他表示，憑自己在城市做建筑工的收入，是無法負擔的，他希望孩子能來到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貧困似乎很難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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