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為他們撫平創傷
農民工的奮斗與夢想、痛苦與失落、悸動與思索，已經深刻影響著我們這個國家的心情和體溫。
在城市繁華、躁動、雜亂的聲音中，你可以從中聽到他們的腳步聲……有點試探、有點慌亂、有點興奮還有點好奇，他們是近十幾年中城市里新生的群體，來自農村，俗稱“農民工”。他們進入城市的姿態如同他們在城市里行到目前為止的腳步一樣……一點也不招搖。但就是這些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莊稼人，用他們走出鄉村、闖入城市的行為在醞釀和實踐著一場偉大的變革。雖然他們還被視為邊緣人群，但每當“民工潮”成為春運的主角時，所有的人都會意識到，農民工的奮斗與夢想、痛苦與失落、悸動與思索，已經深刻影響著我們這個國家的心情和體溫。
農民工，從他們開始走出農村，以自己的行動沖破城鄉分割管理制度障礙的第一天起，就預示著他們將代表中國勞動力就業大軍的未來。從目前的統計來看，我國建筑業的90%、煤礦采掘業的80%、紡織服務業的60%和城市一般服務業的50%的從業人員，已經被農民工所取代。
這些農民工拿著微薄的工資，卻從事著最苦最危險的工作。他們中有不少人在事故中喪生，也有更多的人帶著傷殘的身體黯然返鄉。
他們帶著希望上路，有的卻是伴著疾病和死亡還鄉
37歲的安徽六安西河口鄉郝集村人李光全去年秋天又去了省城的職業病防治中心，這一次他被診斷為矽肺病Ⅲ期。每次到屋后上廁所，三五米的距離李光全要歇兩三回，看到圍墻下越堆越高的空輸液瓶，他馬上想到幾年前在海南金礦的打工生活，想到這兒，他很絕望。
11月5日，天氣寒冷，全天大雨。記者到李光全所在的郝集村采訪。兩個多小時后到達裕安區西河口鄉郝集村。村口的小賣部里七八位村民聚在一起打撲克。記者試探著打聽有沒有人知道村里人去海南打工得了矽肺病的事，在座的人異口同聲又有點不以為然地說“知道呀，得這病的人太多了！”有位在一旁觀戰的村民順手一指正在出牌的一位說：“他就是矽肺病嘛！”
記者問他：“你在哪兒打工？”
他回答：“東方縣。1988年去的，1998年回來的。”
一位叫喬雨的熱心村民說他是矽肺病初期，還能打牌，嚴重的就只剩在家喘氣的能力了。在他的帶領下，記者走進了李光全家。
下面是記者和李光全的對話：
記者問：“一般幾天吊一次瓶？”
“說不定。”
“村里是不是很多人都整天吊瓶？有錢的吊得起，沒錢的吊得起嗎？”
“沒錢的就死了。”
“你這個病還有希望嗎？”
“沒什么希望了。家庭條件好，本人不受什么刺激就能多撐幾年，家庭條件不好，再受點刺激很快就死了。”
“你現在的活動范圍有多大？”
“這么大，”李光全喘著粗氣指著房間。
記者打量了一下，這3間房子加起來不到50平方米，邁出家門到村里走走對他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事了，就連到屋后三五米的廁所，他中途都要歇上好幾回，采訪時說不上一句話就要費力地大聲喘氣。為此，記者不忍讓他說太多的話，關于得矽肺病的原因是一個名叫喬雨的農民代答的。
喬雨說：“以前我們在那兒干活不知道打鉆要帶水，不帶水不能干。打封鉆打到下面的洞里100多米200多米，只能站一個人，打的灰出不來，呼吸困難。現在海南金礦已經沒人干了，一天給1000塊也不干了！”
李光全曾是這個3口之家的絕對支柱，可自從去海南金礦打工后，他的身體狀況在近幾年直線下降，不斷地感冒、咳嗽、喘不上氣。起初幾年他和村里其他患病的人一樣當成肺病來治，隨著病情的急劇加重，一同在金礦打工的人相繼被確診為矽肺病，李光全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走上了絕境。他現在維持生命的惟一辦法就是輸液，因為村里輸液的人太多，也因為李光全輸液的次數太頻繁，他的妻子掌握了這門技術。他的妻子王慧芝說：“他有這個病，我哪兒也不能去，他現在的身體什么都不能干，就是洗臉水洗腳水都要打好，吃飯都要給他送到床跟前，他上廁所都困難！你不照顧他他不能自理。”每次李光全病情嚴重都是她來輸液，輸完液的空瓶子就隨手扔在屋后的圍墻下，時間不長就是幾稻籮。
李光全病倒后，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王慧芝用家里的一間房開了個洗染店，一月幾百塊錢的收入是他們全部的經濟來源，李光全裹著厚厚的棉衣倚著暗紅的方桌坐著，目光無望地投向門外的雨霧中，他右手的房間里妻子正在為一件紫紅色的皮衣上色，屋頂掛著兩排洗凈熨好的衣服，縫紉機旁是一大堆待洗待改的衣服，左手房里只有一張床一張書桌，床上睡著8歲的兒子，書桌上是兩大包病歷和胸透照片。
在郝集村，到海南金礦打工得了矽肺病的，李光全不是惟一。可到底有多少人得了這種病李光全說不準，因為矽肺病的潛伏期是5～10年，他只知道自己的身邊不斷有人被確診，也不斷有人死去，去年20多個，今年又有6個。令李光全最感無奈的是，村里人一直在打官司討賠償，可因為當年他們出去打工一沒和礦主簽合同二沒辦當地的暫住證，用李光全的話講：“說理都沒個門兒！”
全村人的淘金夢被惡劣的作業條件斷送，眼下村里人的情緒很是恐慌，也在金礦打過工的喬雨離開李光全家后對記者說了兩句話，一句是：“李光全現在病得很重，就是等死了。”另一句是“我也下過金礦，真擔心不定哪天我也喘起來！”
流血又流淚，這是相當一部分打工者的悲慘境遇
在另一個村子，記者見到了鄭永瓊。
鄭永瓊打工的地方是江蘇張家港市一家私人開的塑膠廠，每天干活12小時，夜里11點半干到中午11點半，沒有吃飯時間，邊做活邊吃，做一只停一下吃一口。
她的工作是壓瓶子，半自動的壓瓶機一關開始壓瓶，壓好后門自動打開，這時她要伸手進去把壓好的瓶子拿出來，事故就是在這時發生的，早就應該更換的老化的機器在鄭永瓊手伸進去的時候關上了門，從左臂肘關節處軋斷了她的胳膊。
所幸的是，鄭永瓊在六安市霍山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全力幫助下，獲得了18萬元的工傷賠償，這些錢不僅可以幫她維持相當一段時間的生活，更是對她精神上的慰藉。說起那段打工的艱辛歲月，鄭永瓊不堪回首。
斷了臂的鄭永瓊無法也不想再回到張家港華升塑膠有限公司打工了，但她的幾十個同鄉還在廠里，他們的工作狀況現在怎樣呢？
記者來到江蘇省張家港市唐橋鎮華升塑膠有限公司，見到了幾位鄭永瓊的老鄉。
記者問他們：
“你們幾點開始工作？”
“中午11點半到晚上11點半，另一班是晚上11點半到第二天中午11點半。一開始肯定受不了，時間長了習慣了。”
2003年的春天對于安徽六安金寨縣農民李傳春來說是一生中最冷的時刻。平生惟一的打工經歷只持續了5天，他便在作業時摔殘。面對當地法院做出的對方不負任何責任的裁決，癱在床上的李傳春傻了。
11月7日，記者翻山越嶺來到國家級貧困縣金寨縣槐樹灣村村民李傳春的家，與周圍不少人家新蓋起的小樓相比，李傳春的茅草房顯得很凄涼。李傳春躲在一堆破棉絮里，臉色因為長期不見陽光而變得慘白，床沿上放著一只便桶，腰部以下癱瘓的他已經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去年5月19日，到南京打工才5天的李傳春在為雇主蓋房上料時，不慎失足從4米多高的房頂摔下，施工方沒給李傳春發安全帶，現場也沒有任何安全防護措施，李傳春摔殘了，腰部以下失去知覺，他將終生躺在床上，永遠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現在已花去了6萬余元。可是，就在他被同鄉抬著踏上回鄉路的時候，南京蒲口法院的判決卻認定施工方毫無責任，一切后果全由李傳春自己承擔。金寨縣勞動保障部門的領導急了，我們好好一個壯漢子出去打工才5天就被抬著回來了，怎么對方竟一點責任也不負？于是，縣里臨時組成了幾個人的維權小組前往南京為李傳春討公道。
維權小組成員槐樹灣村村長張永根對記者說：“他摔的時候我去看了現場，上面沒有一點安全措施，什么都沒有！可是法院卻做出這樣的判決。”
張永根村長說，不久他還要和維權小組的人再去南京為李傳春的事做最后的努力，他說李傳春已經癱了，靠他自己還談什么維權，維持生活都夠嗆，只有靠政府出面幫助他爭取利益了。可是結果會怎么樣他也心里沒底，因為那畢竟是在人家的地盤上。
近20年了，從最初被喚作“盲流”到如今被政府稱為“外出務工人員”，走出田間進入城市的農民稱謂一變再變，但身份還是原來的那個，在城市干著工人的活，戶口本上印著“農業”二字。城里的生活并不好適應，關于尊嚴的磨擦從未間斷，可走在打工路上的農民工卻越來越多起來，他們的心情也許并不愉悅，勇氣也許并不足，承受力也許還十分脆弱。雖然有時面臨著死亡和傷殘，但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為了生活，他們必須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