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與災害本應靠技術對策加以控制，但國內外減災實踐證明，軟對策往往比硬技術更為有效。這不是說棄之硬技術，而是靠軟對策予以重新的組織及梳理，從而更有效，更可靠地成為控制現代事故與災害的有效“技術”。安全文化正是所有軟對策中的斗種，它誕生完善于20世紀80年代末，在20世紀90年代迄今愈來愈受到關注及發展。

    一、災難與警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17周年祭

    17年前的1986年4月26日，位于前蘇聯烏克蘭地區基輔以北130公里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自1945年日本遭受美國原子彈襲擊以來全世界最嚴重的核災難，成為人類和平利用核能史上的一大災難，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故。俄《國際文傳電訊社》2003年4月23月報道，時至今日烏克蘭共有250萬人因切諾貝利核事故而身患各種疾病，其中包括47.3萬兒童。核事故后的今天，在烏克蘭的核受害者中最常見的是甲狀腺疾病、造血系統障礙疾病、神經系統疾病以及惡性腫瘤等。

    爆炸釋放了大約2.6億居里的輻射量，大約是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能量的200多倍。這次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遍及前蘇聯15萬平方公里的地區，那里居住著694.5萬人。由于這次事故，核電站周圍30公里范圍被劃為隔離區，附近的居民被疏散，莊稼被全部掩埋，周圍7千米內的樹木都逐漸死亡。在日后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10公里范圍以內將不能耕作、放牧；10年內100公里范圍內被禁止生產牛奶。切爾諾貝利的核輻射通過風力、雨水等傳播途徑，污染了烏克蘭、白俄羅斯、俄羅斯等一些堪稱世界上最富饒的土壤，牽連了一批意料之外的受難者。

    據有關資料，切爾諾貝利事故所泄漏的放射性粉塵有70%飄落在白俄羅斯境內。給白俄羅斯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在2350億美元以上，這個數字相當于白俄羅斯32個財政年的總和。為消防核危害，政府每個的撥款要占整個國家預算的20～25%。白俄斯羅戈梅利地區的兒童甲狀腺癌的比率，在核事故發生后上升了200倍；某些地區甚至上升了2000倍。前不久，白俄羅斯衛生部門對距離切爾諾貝利約400公里處一所學校的孩子進行了體檢，這所學校的數百名學生中幾乎沒有一個是健康的，他們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那些生活在距離切爾諾貝利只有40、50公里處的孩子們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二、核安全文化的產生與現代發展

    切爾諾貝利事故的重要原因在于核電站工藝落后，使用的是安全性能差的以石墨作減速劑的舊式反應堆。但追溯其根本原因應歸于核電站主管部門安全意識淡漠，管理不當，運行人員執行的實驗程序考慮不周和操作失誤等，從而釀成大禍。切爾諾貝利最后一個反應堆已于2000年12月15日正式關閉。就此，多年來令人擔憂的災難重演的可能性成為了過去。事故發生17周年后的今天，人們更需要了解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對人類的持續損害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結果。據專家估計，完全消除這場浩劫的影響最少需要800年，將經過整整40代人!迄今為止，除了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以外，英國北部的塞拉菲爾核電站、美國的布朗斯菲爾德等核電站都發生過核泄漏事故。除此之外，在世界海域還發生過多次核潛艇事故。這些散布在陸地、空中和沉睡在海底的核污染給人類和環境帶來了無盡的危害。

    核安全文化正是由此產生的。切爾諾貝利事故后，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認為：事故的核心要素是人為失誤及整個管理體系所致，根子不在于硬件系統上，而在于以人為中心的管理體系上。對此中國核安全專家王法教授認為：確保核能等高風險行業“質量第一，安全第一”方針的落實，除了必須要采取的法制手段、制度手段、技術手段、經濟手段等科學全面的管理手段以外，我們還必須充分地、特別地關注并認識人的因素及社會因素。因為所有與事故災害相關的“手段”及“問題”涉及的面均包含在“文化”之中。為此；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INSAG-4強調“安全文化的實質是提供了一種手段用以解決各類人因錯誤”。從中不難看清安全文化的實際操作性意義。

    必須說明的是，安全文化不僅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組織(單位)文化”的一部分，作為國際核原子能機構于1997年再次全面提出的“全球核安全文化”的概念，更重在安全的可持續發展與核動力，它建議國際安全聯盟并要求各國要建有核安全及防輻射體制，并一定要在國家層次上致力于“核安全文化建設”。在INSAG—4報告中深入論述了安全文化的定義及特征，對安全文化的三大層次即決策層、管理層、執行層提出了不同要求。如上所述，安全文化由兩大部分組成：其一是機制，其二是在此機制下的響應。從此意義上看，安全文化指的是全體工作人員的獻身精神與責任感，重在對安全事務的個人責任心和整體自我完善。現在國際的趨向是要將看似抽象的安全文化概念，轉化為有實用價值的“指標”。從全世界看，20世紀90年代聯合國開展了“全世界減災十年”活動，其每年“國際減災日”主題都在變，但唯有一點是堅持的，即“預防為先”的原則，所以聯合國倡導的安全減災文化思考是，要在全球開展以“預防文化為主”的防災減災工作。無疑，其文化正是核心點。再看美國2003年6月推出的“新安全文化”月活動：美國安全委員會定于2003年6月為安全生產月。安全月的首日，由美國安全委員會的主席艾倫C·麥克米倫做關于“新安全文化”的演講。這是一項關于如何長時間搞好安全工作的核心問題。美國安全委員會歡迎各界積極參與和關注“2003安全月”的活動。在6月的30天期間，他們把安全月劃分為4個階段，并將向全國各界提供每一階段活動的題目、活動內容和信息，以幫助他們做好安全月的準備工作。通過開展此項活動，喚起和促進人們搞好安全的意識，使人們清楚安全就在每個人的身邊。美國“2003年安全月”已發展的活動主要是：安全月口號：(1)第一周6月1—7日，為道路交通安全周，主題是：駕駛員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保護乘客和其他司機的生命安全。提供一些有關“心煩意亂”駕車對駕駛員的危害和駕駛員安全駕駛的信息；(2)第二周6月8—14日，為家庭和社區安全周。宣傳預防和保護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措施方法，給你的家庭和朋友創造一個安全舒適的社區環境；(3)第三周6月15—21日，為預防發生恐怖事件的安全宣傳準備周。給社區中的家庭和活動區域提供一些應急的準備措施；(4)第四周6月22日—30日，為生產工作場所安全生產周。督促企業的領導層重視安全生產的問題，使他們了解在生產工作中如何預防、杜絕傷亡事故的發生。

     安全月的目的：珍惜生命，保護人們的生命安全，提高人們的安全意識，使人們懂得時時講安全、事事講安全、處處講安全的重要性，做到預防為主。

    三、城市大型工程項目開展安全文化建設的構想

    安全文化建設重在實踐，以下試從城市大型工程建設的視角談幾點思考。

    1.2003年“7·28”是唐山大：地震27周年的劫難日，如果說唐山大地震是自然巨災毀損了城市，那么21世紀的今天，不斷迭生的城市災變更多地是來自人類的失誤或稱“建設性破壞”。2003年6月24日北京終于盼柬了世界衛生組織宣布“雙解除”的信息，可人們平靜下的心還不到十天，曾作為防疫典型的上海市又傳來建設工程事故的“劫難”。迄今雖未發生人員傷亡，但此事故的影響甚大，它再次為城市大型工程建設敲響了警鐘。7月1日凌晨4時左右，正在施工中的上海軌道交通4號線(浦東南路——南浦大橋)區間隧道聯絡通道工程發生滲水事故。隨后，大量流沙涌入隧道，引起部分地面沉降，造成地面建筑中山南路847號8層樓房傾斜，裙房坍塌。整個事故在中山南路一帶造成2小時的停水斷電，并引發信息系統的中斷。據悉，從7月3日起，上海將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建設工程安全質量大檢查。檢查的主要內容是：建設工程勘察設計報告、施工組織設計和施工方案的編制、審批、執行情況，建筑施工企業建立質量、安全責任制的情況，在建工程項目技術、質量、安全生產責任制的落實情況等。討此，我以為尚不夠全面，應補一補安全文化教育的課。

    2.居然，滬地鐵由滲水險情導致的隧道事故已被遏制，但我以為這是一件須予以高度重視的城市災害。其嚴峻性不僅僅因為，它恰好發生在國務院全國安全生產檢查剛剛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實施一周年之際，而在于此事故有它潛在的必然性及人為疏忽。上海的城市建設中的致災特點從來就包括江水滲入及防汛抗洪，在我所了解的上海總體防災體系中也有防洪對策。但對于軌道交通這類城市生命線工程是否全面地考慮了綜合減災設計呢?如果考慮全面，為什么會忽視每年到來的汛情所增加的致災因素呢?該事故險情究竟是事故隱患，還是施工質量事故?沉痛的SARS教訓要求國人面對災害與事故追尋災變之因，而絕不能再停滯在不問事故責任，一味地沉浸在險情被英勇地遏制住的層面，這本質上暴露出的不僅僅是技術及管理上的缺憾，而是文化層面上的缺陷。雖然，事故與災難有它發生的必然性，但上海4號輕軌事故所付出的代價究竟是什么性質的呢?作為每一位城市管理者及安全減災專家要問：對于隧道和輕軌是如何系統地考慮自然巨災與現代恐怖事件基本致災要素的呢?如何考慮那我們的城市生命線工程是何等的水準呢?舉國上下，辦“奧運”、搞“世博”，一個又一個大型的國際盛會及世紀性建設項目，對城市安全減災心中有數嗎?控制機制如何做到落實，都是極待回答的大問題。

    3.筆者之所以由上海地鐵事故想到安全文化的軟對策建構是基于如下考慮的：歷史事件往往有它的相似性。如上所述，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事故；至今還有核危害性后果產生。國際核安全組織在全面分析了事故原因后認為，核安全文化的欠缺是導致事故的基本原因，只有最大限度地消除人為失誤的致災隱患并普及核安全文化才能從根本上防患于未然并控制核事故。筆者自20世紀90年代始投身中國安全文化建設研究，并探討了在城市建筑安全設計中體現安全文化思想。我以為，之所以對上海地鐵事故強調要用安全文化的思路，是因為安全文化不是“就事故論事故”，而是從新視角去剖析事故災禍發生的因素。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人類的安全觀，它決定著人們對于安全生產和安全生活的思維方式，用安全文化建構的社會系統或城市系統，似乎不是最直接的安全保障，但卻是最持久的決定要素。在城市建設工程的事故控制中推進安全文化其意義在于(1)安全文化建設是預防事故的“軟”對策，它對于預防事故具有長遠意義；(2)安全文化建設是預防事故的“人因工程”，其核心在于提高城市系統各環節管理者、建設者的安全減災素質，所以是最具基礎意義的控制模式；(3)安全文化建設重在系統化管理及制度，它本質上創造著一種“人——機——環境”相協調的反危機控制思想，通過對人的觀念、意識、態度、行為等有形與無形的安全氛圍的影響，從而達到對人的不安全行為的有效控制；(4)安全文化建設更強調安全的準則、理念及策略，更重視與人的行為相關的一系列物態條件的安全環節的構成(裝置、技術、工藝、設備、材料、環境等)；(5)工程建設的安全文化實踐，旨在從規劃設計、建設施工、運行維護等全壽命周期各環節實施以文化為中心的安全策略。但必須看到，文化的變化是緩慢的而且經常是難以覺察的，同樣，由于影響安全文化及城市安全形象的因素很多，所以不用綜合尺度，而更多地從安全行為尺度、態度尺度、信念尺度等方面去衡量建設工程系統的安全水準將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呼喚大型工程安全文化建設，還在于從根本上樹立憂患意識，并作一番反危機的文化重鑄。事故災害，是人類的難題，但它饋贈給人類去正確解讀的機會。對城市而言，特別要呼喚行政與制度上的安全文化重鑄。要充分意識并利用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使之成為一個真正的精神資源。安全減災也是生產力，愿安全文化在普及公眾安全意識及能力，在推進城市工程建設的科學決策中產生積極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