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大平礦難猶如導火索，讓我們隨之又看到了一幕幕令人心悸的災難。無論是包頭空難，還是沙河礦難，直至發生在2004年11月28日的陳家山礦難，幾百條無辜的生命，就這樣令人痛心地去了；面對接踵而至的災難，難道我們真的就只能被動承受？
　　不絕于耳的警笛聲、撕心裂肺的哭喊聲，似乎證明重特大災禍的頻發勢不可擋。但靜而思之，筆者發現，近期發生的幾起礦難均源自國有大礦，而不是那些設施條件簡陋，采掘技術落后，礦工素質差的小型煤礦，它們的致禍原因是一致的，均為瓦斯爆炸。所以，從事故的規律和特性分析，不管你是大礦、小礦，也不論你是國企還是私企，在事故面前“機會”均等。惟有從根本上認識到位、措施得當、制度科學、技術過硬，才能擺脫災難的風險，有效地降低損失。
　　這里要特別強調的是礦難，應該說，各級政府是極其重視的。僅從2001年起，就利用大量國債資金支持煤礦進行安全改造。據報道，到目前為止，已經完成安全改造項目531個，正在實施的安全改造項目488個，總計安排國債補助資金59億元，帶動銀行貸款和企業自有資金投入54億元。經過改造后的煤礦，技術與工藝裝備升級，井下采掘機械化和自動化水平提高，安全設施及應急救援功能增強，大部分重點煤礦基本上實現了安全管理信息化，對改善與推動煤礦安全生產形勢的總體穩定和發展，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
　　但問題是，隨著近期煤炭價格大幅上漲，大礦小礦互不相讓，超能力擴產，野蠻開采。混亂無序狀態又對煤礦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淌淚”的煤與“帶血”的錢在強勁的市場需求、高額的利潤驅動下，讓蕭條多年的煤炭企業重新煥發了生機，紛紛地搶機遇、抓生產，但如何妥善處理好增產增效和安全的關系，就成了新形勢下擺在各類煤炭企業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據遼寧省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王占洲介紹，遼寧省2004年1月至10月共生產煤炭5655萬噸，同比增加13%。全省各類煤礦事故死亡108人，而一次死亡3人以上重大事故15起，死亡76人，同比增加8起，多死亡20人。不難看出，事故的發生率與煤炭產量呈同步增長趨勢，而這種令人不安的趨勢又不僅僅局限于遼寧省，在其他產煤地區也司空見慣。然而，凡是見諸于報端的原因分析，都無外乎那么幾條：一是安全投入欠債多，很多隱患得不到根本性的治理；二是安全設施陳舊，預警裝置不靈，防范技術落后，難以抵御災難的侵襲；三是淡薄的安全意識，單調滯后的安全培訓教育，嚴重缺位的安全監督管理，埋下了隱患。其實，坦率地講，上述原因分析不無道理，而且十分直白明了。但如此“老生常談”為什么一觸及到安全問題的實質就走味變調，確實值得我們深思。每當我們看到釀發事故的巷道口貼著“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標語時，胸口就覺得堵，心頭就汪著酸，眼眶就涌滿淚，甚至在默默祈禱：別再自欺欺人地糟蹋無辜的生命了！
　　有人預言，新一輪煤礦事故多發期已經來臨。特別是在政府改革、企業改制、社會轉型的大環境下，安全生產這個躲不開繞不過的難題，如果得不到社會的普遍重視、企業的格外關注，并進行理性的闡釋和符合國情民意的科學探究，那么“按下葫蘆起來瓢”的現象就不會得到有效的遏止。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央政府謀發展與地方政府搞建設的目標應該是一致的，而這個目標里面，包含著安全生活與生產，也是大家公認的。所以，當務之急還是多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在安全監管方面存在的問題與差距，用法治手段和國際眼光，徹底走出舊體制“慣性運作”的怪圈，真正擺脫舊觀念的“束縛”，闖出一條自己的路。別再把“安全”二字寫在文件的背面，一旦需要它“充門面”“唱主角”，便很容易地翻過來，念上幾句，表演一番。然后，就若無其事地該干啥就干啥，該賺錢就賺錢去了。
　　應該說，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安全生產方面，政府確實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許多成績。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安全監管體系的完善，政府從行政管理角度對整個社會的公共安全承擔組織規劃、協調、服務和監督職能，而不僅是制定管理目標、規范技術標準和完善執法規則。作為企業，則無論規模、體制、行業差異，都應嚴格執行勞動安全衛生法律、法規、制度、標準，設專門機構、配專門人才、撥專項資金予以保證。但現實情況并不樂觀。例如，當民航安全再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時，我們不難發現，安檢時的疏忽、飛行時的分心、維修中的漏洞、制度上的缺陷，民航部門竟將旅客的生命當作一種賭注——是“輸”是“贏”飛起來再說。于是，就在包頭空難前后，曾有兩個少年輕而易舉地從昆明機場爬上飛機；而上航的一架飛機從延吉起飛后不久，因起落架故障被迫返航；緊接著國航的一架飛機也在某機場沖出跑道100多米，險釀大禍。對此，我們不禁要問：國家民航總局和改制后的航空公司，在新體制的轉軌與磨合中，總不該將改革的成本全都算在乘客的頭上吧？毫無疑問，航空公司的安全性十分重要，天上的不測和地下的隱憂，同樣會招災致禍。礦難與空難不但削弱了安全管理的絕對權威，而且將新體制下的政府監管職能弱化。或換言之，該管的管不好，不該管的卻一攬子包到底，致使“買藥的錢用來處理善后”總有些捉襟見肘，力不從心。況且，一旦不分責任、不論損失、不講成本、不計后果的風氣漸行漸濃，將一發不可收。在政府應高度干預的領域里，單靠一兩個紅頭文件，兩三次安全會議，四五條行政禁令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市場經濟的重要標志首先體現于資源配置的合理化與安全性。如果忽略了安全因素，缺乏必要的風險意識和災害預測防范機制，那么，政府就不會成為公共服務型的政府，同時也不會成為和諧、穩定、安全的社會環境的創造者與維護者。
　　因此，我們必須要正視改革進程中的安全問題，不能將它視為包袱，而應視為動力。畢竟，市場經濟的宏觀目標不會改變，改革改制也不會走回頭路。因而，只有想方設法找出阻礙安全生產管理的各種不利因素，有效地化解安全與生產、安全與生活、安全與效益的矛盾，才能順利地實現安全工作的市場化轉移、規范化管理和社會化普及。
　　當然，需要反復強調的是，當前政府改革與企業改制的實質是與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相聯的。尤其當行政監管受到相關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干擾時，作為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服務的政府行政主管部門，就應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排除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絕不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致使隱患和事故苗頭在政府監管部門的眼皮子底下蒙混過關。況且，屢禁不絕的礦難其直接受害者，除了國家、企業，就是廣大人民群眾，所以，無論如何，常掛嘴邊的種種借口——諸如“管理缺位”和“監督不力”等，早就應該在陽光之下辨明是非、鑒別真偽了。只要暗箱操作還在繼續，腐敗行為就會肆意滋蔓，安全話題就不會輕松。
　　據統計，這次包頭空難，僅壽險賠付就將超過1100萬，而我國民航客運輸量，截至2004年10月底，已超過1億人次。如此巨大的市場需求，如果沒有一個不斷完善的安全監管體系，如果不能切實在法制框架下，將政府、企業及個人融合為一個命運共同體而不僅是利益共同體，那么安全生產長效機制只能是一句空談。
　　總之，對安全法律法規的陌生，就是對災禍的姑息；對失職、失責行為的漠視，就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犯罪。祭悼亡魂不如珍惜生者，空喊口號不如悄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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