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全意自制的礦山監管網絡圖

“用砂輪打磨，別把鋼筋對著自己”

礦山環境十分惡劣，周全意深入作業一線指導隱患整改工作

井下查找隱患

涉險排難的老安監

2002年保康縣監局成立前后，保康縣礦山安全生產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嚴峻形勢啊！

  1999年至2001年，連續三年，保康的安全生產年度考核排名在襄樊市倒數第一。

  2002年，在省、市專家組織的礦山安全評估中，保康的合格率僅為3.8%。

  2003年6月，礦山安全形勢剛有所好轉，6月16日的一起冒頂事故，讓4人葬身井下，保康被襄樊市安全生產“一票否決”，當年所有的評先資格被取消，事故企業被關閉，相關干部被處理……保康成了全省礦山事故重災區！

  面對一串串無情的數字，剛到安監局的老周找到局領導，立下“軍令狀”：一年治亂局，兩年打基礎，三年上臺階，堅決扭轉保康礦山安全的被動局面！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豈是一個“難”字了得！全縣40多家礦山企業、90多個生產系統、300多個井口，分布在3225平方千米的崇山峻嶺中，監管半徑高達數百千米，最遠的一處礦點橫跨兩市四縣，距離縣城近300千米，即使組織人員巡回檢查一遍，也需要三個多月。何況當時礦山安全監管股就老周一人，剛成立的縣安監局正處于下鄉無車輛、檢查無裝備、經費無保障的困境。

  幾乎沒有時間思考這些。立下軍令狀的第二天，他帶上幾件換洗衣裳，獨自一人搭乘礦車，在險象環生的公路上顛簸3個多小時，到了當時形勢最嚴峻的馬橋礦區。白天，他與礦工一起爬山、鉆洞，調查安全生產狀況；晚上，他與礦長、安全人員和礦工促膝談心，商討解決辦法。這一去就是三個多月，直到臘月二十七礦工收工放假，他才想起該回家看看了。

  然而，剛過正月初五，當大多數人還在走親訪友時，他又踏上了去礦山的崎嶇山路。

  自此之后，為了節約在路上往返的時間，他在礦山一住少則半個月，多則一個月。

  礦工們都記得，那幾年，常見老周肩背一個黃挎包，包里是永遠不變的幾樣東西：一個本本、一個錘子、一頂安全帽和一雙解放鞋，每天在隱患重重的采空區、空氣污濁甚至有毒的井下，一呆就是十來個小時。中午跟礦工一起在工棚里吃喝，下山有車搭車，沒車走路。

  記不清有多少次檢查受傷，多少次礦山遇險。見血了，創可貼就是他的萬能藥。

  一次，老周在九里川礦區一個露天礦檢查，突然“轟隆”一聲，旁邊一側崖壁的巖石紛紛滾下來。老周撒腿就跑，可腳下亂石嶙峋，他一下子摔倒在地，頓時額頭、手腕鮮血直流。老周找了幾張創可貼一纏，繼續鉆洞去了。至今他的右額凹陷，從前面看，左右額明顯不對稱；右手腕留下了一條鮮紅的疤痕，活像一條紅絲帶纏在腕上。

  2005年10月的一天，他和司機小吳在礦山例行檢查時，正在艱難爬坡的吉普車突然調檔失控，車子野馬般向后倒滑……在去年安全生產月期間該縣舉辦的安全和諧之夏文藝匯演上，一段山東快書這樣描述這次歷險：

  “豎起來的路真難走，路面狹窄全是彎。

  這汽車在下坡路段拋了錨，

  若靠里，下邊溝將回撞在巖石上，

  要向外，那是萬丈深淵命難保全。

  四顆心都怦怦跳，八只眼瞪得滴溜圓……”

  情急之下，小吳猛一打方向盤，讓車子撞在了里側的山體上。猛烈的撞擊讓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老周滿臉是血。慌亂中，人們給他擦，誰知一擦一條血口子，一擦一條血印子，疼得老周“嗷嗷”叫，原來玻璃碴兒還在臉上嵌著哪！

 這次，老周還是沒上醫院，用自配的鹽水消毒了事，流血的中指只用創可貼一貼。誰知這次傷到了骨頭，至今他中指無法伸直，彎成90度，寫字、吃飯都受到影響。害怕領導知道自己出事擔心，本該于當天下午趕回局里開會的他，一個星期后才回去；而妻子更是一個月后才知道丈夫出了事。

  自那以后，常年為他擔驚受怕而嚴重失眠的妻子，對老周下了一條命令：“凡是去礦區檢查，每天早晚必須各打一次電話報平安。”

  而就是這條“豎起來的路”，老周每個月至少要走兩次。只是，從那次車禍后，每次經過時，他都有些心驚膽戰。

  “礦工們走到哪里，我們就要查到哪里。越是危險的地方越要去，不去怎么知道有沒有隱患？”他經常這樣跟鄉鎮安全管理人員和礦山安全管理人員講，自己更是這樣做。企業安全管理人員都說，只要老周一進礦洞，經常是他們都累得受不了、餓得受不了了，他還在堅持檢查。他總是說，“再上那里去看看”、“查完了這個洞子再吃飯”。

  記不清有多少次深更半夜救人，多少次頭頂烈日搶險。哪里有危險，哪里就能看到他的身影。

  2006年11月19日，馬橋礦區一家礦山的攔渣壩發生坍塌事故，正在作業的3名礦工生死不明。當事故調查組趕到時已經凌晨3時。當時四周一片漆黑，黑夜中巖體上方仍有土石滾落，必須盡快攀上50米高的懸崖，找到遇險礦工。可是，眼前的環境令人不寒而栗，現場氣氛一片凝重。

  “再也不能等了，我先上去看看！”說著，53歲的老周戴上安全帽，把救援繩往腰間一扎，不顧領導和同事的勸阻，靠嘴里咬著的一只手電筒的微弱燈光，艱難地爬上了懸崖。由于救援及時，1名重度昏迷的礦工生還。

  事故發生企業的負責人老王，至今記得老周當時的可怕模樣：衣服上沾滿了血，那是死傷者的血；手上糊滿了血，那是他自己的血，是生生被尖石割的啊！

  事后有人問他：“你都黃土埋半截的人了，何必再冒這么大的風險？”老周說：“當時礦工的命就捏在我們手里，哪里顧得了這么多。再說即使有意外，反正我已經老了，總不能把危險留給年輕人吧？”

  2004年7月3日，馬橋礦區一個村在修路時，腳下的采空區發生坍塌，導致山體滑坡，一下子埋了3人。由于不知采空區有多大，搶救時需要一個經驗豐富而又熟悉地形的人，時刻站在山體邊緣，監控滑坡跡象，以防發生次生事故。老周二話不說，主動攬下了這個任務。

  南方7月的太陽，那可是火辣辣地燒啊！可是，老周在太陽底下，生生站了兩個白天、一個黑夜。搶救結束時，他紫紅色的臉上、胳膊上，滿是層層死皮，疼得這個鐵打的漢子幾天幾夜睡不著覺。 

  “他就是一頭老黃牛，一頭十幾年如一日，埋頭苦干、任勞任怨的老黃牛！”說起這件事，保康縣安監局局長蔡德軍的眼眶泛紅。

  “他是個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的人！荊山礦山監管工作的苦和累，不是常人能夠想象和忍受的，而他默默承受了十幾年。”保康縣安監局副局長楊秋波說。

  常年在陡峭的崖壁上爬上爬下，每天在狹窄、陰暗、潮濕、污濁的礦井下鉆進鉆出，尤其是在夏季，井外烈日炎炎，井下涼氣透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就是鐵打的漢子也支撐不住啊！

  如今，老周頭發白了，脊背駝了。胃潰瘍、重度腰椎間盤突出、肩周炎、痛風等多種疾病，使老周從一個干練的漢子變成了一個孱弱的老人。2004年上半年，他的雙手和腦袋開始不由自主地抖動，可是他竟抽不出時間去醫院檢查。直到2005年7月，他去省城武漢送達企業申辦安全生產許可證的材料時，才抽空在醫院查出自己患上了可怕的帕金森綜合征。

  醫生強烈要求他住院治療，他說：“反正治不好，死不了，頭要擺由它擺去！”領導和同事連拖帶拉好不容易把他送進了醫院，誰知住院不到三天，他拔掉針頭偷偷走了，原來他收到了一條舉報礦山非法開采的手機短信。當家人和同事聞訊趕到時，他已經搭乘礦車走了。

  而這短短的三天，還是他從事礦山監管工作以來請的第一次假。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如今他的工作包跟以往不同了，除了黃挎包換成了皮包外，一個包換成了兩個包：一個文件包，一個藥包。藥包里，除了一沓創可貼，胃藥、治腦病的藥、感冒藥一應俱全。人們都說，曾經鐵打的漢子，如今也成了藥罐子。

  身體垮了，他當年的“豪言壯語”卻兌現了。

  2005年，保康礦山企業安全評估合格率由三年前的3.8%躍升到90%以上，礦山企業安全生產許可證取證率達到100%，項目“三同時”審查率達到100%，礦山企業為礦工投保率達到100%。也就是這一年，保康的安全生產有史以來第一次實現了責任目標，第一次受到市里的表彰，被評為保康縣政府紅旗單位。

  2006年、2007年連續兩年，保康礦山各項指標同比下降幅度居全市之首。礦山監管工作連續三年受到上級表彰。曾經的事故重災區也一躍成為全省礦山監管示范區。

  “當年怎么敢說出那么一番‘豪言壯語’的？”我們直截了當地問周全意。

  他“嘿嘿”一笑，說：“當時局里面臨的壓力很大，礦山安全監管股又只有我一人，我必須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給領導一個交代。不能走到哪里天黑就到哪里歇啊！”

嚴慈相濟的老父親

  跟著老周一路跋涉，我們時不時會在一些廢棄的礦井或采石場邊停下來。原來，這些都是未遂事故現場——因周全意的“先知先覺”，這些礦雖塌了，但人員毫發無損。

  常年的礦山安全監管生涯，使老周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

  2000年7月的一天中午，他在馬橋礦區檢查，飯桌上，無意中從一個礦工那里得知，一家企業新建礦井在掘進巷中頂板有泥漿滲出。當時，連綿陰雨已經下了好幾天，經驗豐富的他意識到問題十分嚴重，丟下飯碗一頭扎進茫茫雨霧中。

  他步行十余千米趕到那家礦山，一眼斷定存在大面積冒頂或淹井事故隱患，而13名礦工還在井下干得熱火朝天。“必須立即撤人！”來不及通知礦長，他沖到作業面責令工人立即出井。可是，一心想多掙錢的工人們意識不到即將來臨的危險，說什么也不出來，有的還對老周破口大罵。

  情急之下，老周只好抱住工人的工具，將不愿出井的工人挨個往外攆。為了避免工人重新下井，他冒雨坐在井口處守門。結果，僅僅過了5小時，井下就發生了大面積冒頂，奔涌的泥石掩埋了作業面。

  13名礦工從死神手里撿回了一條命，而疲憊不堪的他卻癱倒在井口。

  類似這樣的故事，但凡在保康礦山干過幾年的人，都能說出好幾個來。于是，老周被封了個外號——烏鴉嘴。人們說：“只要他一進礦，我們就聽不見好話。今天說這里有問題，明天說那里有問題。礦洞子，他說塌就塌，說垮就垮！”

  這個外號夠難聽了吧，可是他還有個更難聽的外號——周扒皮。人們都說，他管得太嚴了，罰得太狠了，一點情面也不給。

  跟隨老周的幾日深山之行，記者碰到的人，要么被老周罰過，要么目睹老周罰過人。

  2007年6月，35歲的礦工周大全一次工作時安全帽的帶子沒系，正巧被老周撞見，當場被處罰100元。2007年8月，30歲的安全員孫希敏，因為沒有及時上報一名新礦工的工傷保險，被處罰50元。如今已是主管安全的副礦長李興強，1997年任安全員時因多次違章，全年被老周處罰了900元。

  除罰款外，對明知故犯、屢教不改的人，老周還會毫不留情地“出他的丑，掉他的面子”，甚至狠狠剋他一頓。2006年6月的一天中午，正值堯治河礦產股份有限公司下屬一礦井的下班時間，礦工們陸陸續續往井外走。一名礦工趁管理人員不在，欲搭乘老鄉的運礦車出井。這可是嚴重違反安全規程的啊！眼看就到了井口，一頭撞到了正在井下檢查的老周。老周二話不說，一把攔住車，等出井的礦工聚集多了，當著大伙兒的面把二人狠狠剋了一頓，弄得二人面紅耳赤。

  罰得狠了，剋得多了，礦工們見老周來了，都有點怕，甚至有些恨。一些明知自己違了章的人，遠遠看到老周，撒腿就跑。

  可是，記者發現，只要是與工作無關的場合、談與工作無關的話題，人們都與他嘻嘻哈哈，相互逗樂，氣氛非常活躍。不少人還叫他“老頑童”。這是為何？35歲的李興強的一番話揭開了謎底：“對老周恨是恨，但更多是尊敬，是愛戴。他就是我們荊山礦工的父親，我們都很愛他，礦山離不了他。”

  父親，想象你心目中父親的形象是什么樣子？一定是既嚴厲又慈祥的吧？那你愛你的父親嗎？是的，一定很愛！

  李興強說，安全生產就是一個得罪人的活，“不拉下臉皮抓，咱保康礦山的安全生產會有今天？說不定我這條命早就沒了，還談得上當礦長”？1997年他被老周罰了900元之后，長了記性，再沒被罰過，而他無論是在安全意識還是安全技術上，都進步飛快，2002年就當上副礦長，用他自己的話說，“五年實現‘三級跳’”。

  其實，這種“飛躍”，更與老周手把手的教導有關。

  在保康，幾乎所有的企業安全管理人員、鄉鎮安全管理人員，都稱老周是他的老師，入門是他引，進門是他帶。保康縣熬神磷化有限公司安全科科長王豪回憶，以前老周每次來礦里檢查都要領著他，一面檢查一面講解。偶爾有專家來了，老周便把礦上的安全員都找來，不錯過學習的好機會。“照明電線怎么接啊，井口的安全標語怎么寫啊，都是他教的。他還要我平時多看報紙，把值得借鑒的東西剪下來粘在本子上，隨時翻閱”。

  在馬橋鎮安全生產辦公室副主任宦志勇看來，礦山人與老周親，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老周對他們真心實意地關心。見著機會，老周就會在礦山負責人耳邊念叨安全管理人員工作辛苦、風險大、壓力大，要他們多給予關心，工資上給予傾斜；又常聽老周跟企業安全管理人員念叨：你們礦上效益再好，產量再大，都是礦工生產出來的，不是你一個礦長、一個安全員生產出來的，一定要改善他們的條件，要善待他們。

  以前，礦上安全人員的工資都直接與生產掛鉤，礦石多生產一點，工資就多拿一點，無形中削弱了他們抓安全的主動性。可如今，全縣40多個礦的安全人員工資都與安全生產掛鉤，安全生產搞得好，年終都能拿一大筆獎金。譬如，副礦長李興強的年終獎是1萬元，安全員孫希政的年終獎是 5000元。算起來，他們的工資都比同級管理人員至少多30%。

  李興強、曾發友……見到這些主管安全的副礦長時，他們都自豪地把自己的專車展示給記者看，不是北京吉普，就是東風起亞，都是一兩年前礦里給配的，“都是老周的嘴皮子給磨出來的，他天天在領導面前念叨我們辛苦，要求給配車”。而安全員孫希政，從去年3月開始，每月礦里給補貼的50元摩托車油費，也是多虧了老周那張嘴皮子。

  有件事讓李興強念念不忘。2005年，他去縣里培訓時，不小心把手機丟了。老周也不知從哪里知道了，找到李興強所在礦的董事長黃立杰：“強娃子的手機丟了，都是因為工作搞的。年輕人不容易，你看在我這張老臉上，多少給補點錢吧？”黃立杰乍一聽吃驚不小：“他要是把人丟了，我還賠他個人不成？”但最終拗不過老周，補了李興強500元。

  一顆慈父般的心，換來的是一份份

親子般的情。如今，大事小事，人們都愛找老周。十幾天見不到老周，人們會將電話打到縣安監局：“怎么好久沒見老周來了，是不是身體又不好了？”逢年過節，老周的手機總會被祝福短信擠爆。人們家里有什么喜慶事，也一定要請老周去喝杯酒。

  只是，他們從不會給老周送禮塞錢。

  “平時吃飯，給他一包煙他都不要，他說這叫行賄。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拿一支兩支煙熏熏他。”

  “有一次吃飯時，我硬要塞給他一包煙。他狠狠剋了我一頓，‘你說，你礦上哪里沒搞好，想拿煙堵我的嘴？’記者同志你說說，一包煙能值多少錢！”

  “那一年，為我們礦辦證的事，他在礦里整整忙了一天。走時我為了表示謝意，悄悄在他車上塞了2斤茶葉。直到一個多月后他才發現，怕給我退回來太遲了，再到我們礦上檢查時，竟然悄悄留下了300元茶錢……”

  凡此種種，怎能不讓礦工覺得他親，愿跟他親呢？“他已經與礦山人真正融為了一體”，“在保康礦山安全領域，所有人的工作都圍著他轉”，“保康的礦山安全離不了他”……類似的話，記者走了一路，聽了一路。

無怨無悔的老實人

老周頭戴安全帽，腳蹬解放鞋，一步一步專注地往前走，帽后沿幾綹白發倔強地伸了出來。從后面看，他的背駝得很厲害。

  人們都說，今年55歲的他，說他60多歲沒人不信。這位荊山腹地礦工們的老父親，這位讓保康礦山安全形勢實現翻天覆地變化的老黃牛，這位連續多年被評為省、市、縣安全生產先進工作者的老股長，如今老了。

  可他還是父親的兒子，女兒的父親，妻子的丈夫。當提起自己家的時候，他低聲感嘆：“我一對不起父母，二對不起女兒，三對不起妻子。”

  他出生在保康的山溝溝里，兄弟姐妹6個，父母都是農民。母親常年身體不好，家里里里外外都靠父親。他常常回憶起小時侯父親一個人忙里忙外的情景。“父親太苦、太累了！可是他老了，我卻沒能照顧他。”

  自2002年1月開始，父親就因為腦梗塞癱瘓在床，他不僅不能在身邊服侍，而且在父親幾次病危告急時，他都因為遠在礦山不能及時趕回。

  2003年9月的一天上午，他正在礦山組織安全培訓班，突然接到父親病危的電話。當時正值企業開工不久、民工流動頻繁時期，把民工組織到一起培訓非常不易，如果立即宣布解散，民工就錯失了來之不易的培訓機會。

  經過激烈地思想掙扎，他強忍著心中的焦慮和悲痛，堅持把那天的課講完，并親自組織完閉卷考試，才連夜往老家趕。本只需要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家的他，卻落在了同時接到病危電話、家住省城武漢的姐姐后面。他也因此沒能見上父親最后一面。面對家人的責怪，面對父親尚溫的遺體，他長跪不起，淚流滿面。

  女兒如今已經大學畢業，在武漢工作。但他幾乎沒有問過女兒的學習，很少接送女兒下學、上學，更談不上參加女兒的家長會、陪女兒參加高考。

  一年有300多天不在家，家務事他幫不上不說，連父母都要靠妻子杜修菊照顧。2004年7月，正是保康搞礦山大整治的時候，老周實在抽不出時間，杜修菊就一個人含淚去武漢做了子宮肌瘤手術。

  盡管如此，說起老周，杜修菊卻并沒有太多的抱怨，反而感到些許滿足。她說：“老周是一個很實在、很本分的人，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塌實。”

  她說，老周只要在家，就總是搶著干家務，洗衣燒飯、拖地洗碗，什么都干。因常年一人在家，我經常圖省事不做飯，隨便吃點東西填肚子，他心疼，在家時就常拉我到外面吃飯，說給我補充營養；有朋友請他吃飯時，只要方便，他總是帶上我。我身體不好時，他總是不停地打電話，提醒我注意這注意那……我知道他很愛這個家，只是工作太忙了！

  有人曾問她有沒有想過不讓老周干這份工作。她回答：“怎么沒想過呢？可是礦山就是他的命，你不讓他干，就是要了他的命哪！”

  扁擔挑水兩頭擱，顧得了一頭，顧不了另一頭。周全意對家人的愧疚或許是他一輩子都無法釋懷的。但他說：“干什么工作，只要你想干好，就要舍棄一些東西。我既然選了這行，就要全心全意干好！”

  老周今年55歲了，這個在保康縣礦山安全生產戰線上干得最久的人，這個在股級職位上坐了25年的人，還要干到什么時候呢？

  “只要單位需要我、保康礦山安全需要我，只要我的身體還支撐得住，我就一直干下去。”他說。

  我們問：“你就沒有覺得自己太辛苦了嗎？”

  “干什么工作，只要你盡職盡責，都苦都累，相比而言，這項工作可能更辛苦、更危險一些，但這只是分工不同，崗位需要。何況這是我的選擇，并沒有人逼我啊！”

  “這些年有沒有想撂挑子不干的時候？”

  “有，就是看到出事故，這個受處分，那個被抓起來的時候。我也害怕啊，說不定什么時候我也被抓了！但我常想不管任務多重，責任多大，我堅持兩條：少休息多干事，不貪不占不要。這樣處分自然找不到我頭上。”

  “操勞了一輩子，官沒當上，錢沒撈著，身體也垮了，你覺得值嗎？”

  “我也得到了很多。領導同事信任我，礦工們需要我，有什么事都找我，我也能幫忙解決，我覺得我名氣大了，值！”

只覺得心里一股熱辣辣的燒，記者一時說不出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