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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孫春龍/山西太原、臨汾報道

　　官煤產業鏈黑幕

　　一位鄉干部無奈地說:不管(違規)的話最多只是丟官，但管的話可能就要坐牢
 
　　“他不當官了，煤礦還會給他分紅嗎？”針對坊間傳言的有官員寧愿退出官場也不愿從煤礦撤股一事，山西省清理糾正國家工作人員入股煤礦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曹建林反問。

　　“大部分入股的都是縣鄉干部，占到總人數的90%，他們都是能決定煤礦生死存亡的人。”曹建林說，隨著近年來煤價的一路飆升，官員入股煤礦已演變成給煤礦提供非法保護。

　　作為山西省負責清理官員違規入股工作的主要官員，曹建林顯得有些憂心忡忡,“危害最大的是干股和權力股，都是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很不好查，有的礦連賬本都沒有。”

　　山西，是中國煤炭蘊藏最豐富的地區,清理官員違規入股煤礦的難度也很大。《瞭望東方周刊》在山西臨汾的調查顯示,官與煤關系中存在的問題觸目驚心。

　　“黑口子”背后的黑幕

　　“這些‘黑口子’鄉里根本管不了。”在閑聊中，一位鄉干部很無奈地說，“不管的話最多也只是丟官，但管了的話可能就要坐牢。”

　　10月10日，《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山西省臨汾市采訪時，一位當地的朋友提供線索稱，該市汾西縣團柏鄉茶坊村雙叉溝一個“黑口子”發生透水事故，五名礦工被困井下，已有兩人遇難，另外三人生還希望渺茫。

　　“黑口子”是當地人對沒有合法手續的礦井的簡稱。

　　當天夜里，《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和當地的幾名記者一起趕到汾西縣團柏鄉，但值班的幾位干部均稱“什么也沒有發生”。

　　10月11日上午，記者準備到事故現場看個究竟，但由于通往礦井的溝口堆積了一大堆土，車輛無法通行。下車走了不多遠，一位著公安便裝的男子上前詢問，在得知是記者后，這位男子立即撥通手機說：“記者又來了。”

　　在事故現場，記者見到了稱“什么也沒發生”的鄉鎮干部，這位干部顯得非常尷尬，“我們鄉鎮干部最可憐，哪能管得了‘黑口子’，這些‘黑口子’都是公檢法等實權部門的人開的，誰能惹得起？”

　　據一位當地的百姓說，汾西縣最少有上千個“黑口子”，一條溝里最起碼有百十個，這里的好多小山溝都被老百姓稱為“公檢法一條溝”。

　　“鄉里根本管不了這些‘黑口子’。”在閑聊中，上述鄉干部很無奈地說，好多“黑口子”，他們其實都知道誰是后臺老板，但不敢查，“你要敢查，就會有人來找你的問題，來查你，可能還未等你把‘黑口子’關掉，你自己就被關進監獄了。”

　　據當地百姓介紹，這次出事的礦井共有四個股東，其中兩個是當地的村民，其余兩個不知道是誰，“普通老百姓誰敢開‘黑口子’，而且像這個‘黑口子’有上百米深，一天能出好幾百噸煤，一般百姓是沒有這個投資能力的。”

　　曹建林說，“山西省11個市目前共有正規煤礦4600多座，保守地說，‘黑口子’的數量也有4000多個。”

　　“這個數字確實有些保守，僅臨汾市的‘黑口子’就有三四千個。”臨汾市堯都區一位姓劉的煤老板說。

　　為了更多地了解“黑口子”的情況，《瞭望東方周刊》在臨汾市堯都區一位朋友的帶領下，來到其所轄的一平垣鄉。站在山頂上眺望，山林中到處都是星星點點的煤堆，“全是‘黑口子’”。

　　順著崎嶇的山路前行，路邊不時會冒出一個個黑乎乎的洞口，更為奇妙的是，有一個土墻上安了一個卷閘門，隨行的朋友稱這個卷閘門一拉開就是一個“黑口子”，記者湊前發現，在卷閘門的下面埋藏著一根很粗的電纜線。

　　在一平垣鄉一個“黑口子”前，有一大堆剛剛采出不久的煤，但井口并沒有人。朋友稱，這些“黑口子”一般都是晚上開始挖煤。當時已經是下午六點多，記者準備在此等候。

　　就在記者在井口守候的時候,附近的一個山梁上出現了幾個身影，一直盯著記者看。不一會兒，有一輛機動三輪車開來，只聽這幾個人大喊，“有查窯的。”三輪車立即掉轉車頭，加速離去。

　　天色慢慢黑下來，山溝里到處都是星星點點的火光和汽車的發動機聲。

　　在此前的3月初，臨汾市曾展開“打擊私開礦百日會戰”，12個相關部門聯合執法，集中對私開礦進行全方位、大規模出擊，“力爭全部殲滅”。

　　而一件蹊蹺的事情是，當記者一行回到臨汾市區不久，陪同記者前往的朋友便接到某煤礦主管領導的電話,責問他:“帶記者上山去干什么？”

　　官方對“黑口子”的無奈

　　“隨著查處手段的強硬，‘黑口子’卻越來越猖獗。”

　　臨汾市紀委副書記石雪愛說，他們已經因為官煤勾結的問題處理過上百個干部，但現在私挖濫采情況還是很嚴重，“我們都有些不敢再處理了。”

　　根據山西省出臺的關于打擊非法煤礦的規定，凡鄉鎮轄區內發現兩處非法煤礦者，鄉鎮政府分管負責人要被免職;凡發現兩處以上者，鄉鎮黨政一把手被免職。有關人士稱，如果嚴格按這個規定，山西省相當部分涉煤的鄉鎮，領導都要被免職。

　　主管官員的補充

　　曹建林的另一職務是山西省煤礦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調研員，和煤礦打了多年交道。對于官員入股煤礦，曹建林有自己的看法，“在上個世紀90年代，好多煤礦難以生存，倡議大家入股，當時如果有官員在煤礦入股的話，可能媒體還要表揚。”曹向《望東方周刊》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截至10月13日，山西省11個市共上報有922人投資入股煤礦，共投入金額9257.74萬元。-

　　對于私挖濫采泛濫的原因，石雪愛稱，查處難度相當大，“我們曾經不相信私挖濫采的情況根治不了，下大力氣整治了一段時間，但過后還是反彈。”

　　為了躲避檢查，“黑口子”不僅有人放哨，甚至還有“消息樹”，“等我們的車到了跟前，他們的人都跑光了。”

　　石雪愛承認好多“黑口子”都有官員的背景，但不好查。據介紹，臨汾市紀委曾經查處過蒲縣公安局一位副局長，根據舉報，這個副局長開了一個“黑口子”，臨汾市紀委將其“雙規”，但是他死活不承認，最后通過電話清單發現，這位副局長和“黑口子”的負責人聯系密切，“因為沒有有力的證據，我們最后只給他定性為充當‘保護傘’。”

　　至于紀委直接去查“黑口子”，石雪愛也稱是出于無奈，“本來是相關部門將案件移交我們，但因為一直查處不力，我們只好親自去查。”據了解，臨汾市查“黑口子”經歷了好幾個階段，開始是煤炭局和國土局主管，后來檢察院介入，再后來公安局直接抓人，再后來紀委介入，“隨著查處手段的強硬，‘黑口子’卻越來越猖獗。”

　　“黑煤”運輸通道

　　“官煤勾結已不僅僅是入股辦煤礦，從審批到運輸、銷售各個環節都存在著嚴重的官煤結合。”臨汾市一位姓李的運輸戶說。

　　據介紹，為了堵住非法小煤礦生產的煤炭流入市場，臨汾市從2005年上半年就對煤炭運銷實行“兩票制”管理，所有拉煤車輛必須出具煤炭運銷票、煤炭總量控制票后方可通行。按規定，只有合法的煤礦才能領到這樣的票據。那么，“黑口子”出來的“黑煤”是如何運出去的？

　　“在基層的好多縣區，地方政府為了得到預算外資金，就公開支持‘黑口子’生產和黑煤運輸，私自印制本轄區內使用的車輛通行憑證。”一位知情人士說。據介紹，汾西縣每年的財政收入里，預算外資金占一半左右，“這些錢不用按比例上交。”

　　“除一些地方政府放縱外，一些執法者和運輸戶勾結在一起運輸黑煤，而且好多都是黑車。”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在臨汾市土門鎮的運輸主通道上，《望東方周刊》發現，過往的運煤車有80%沒有車輛牌照，好多車的前保險杠上噴著白色的“通達”、“鑫達”等字樣，而站在路邊值勤的交警對這些車視而不見。

　　“這些字都是暗號，執法者看到這個就知道是誰的車，一路綠燈。”上述知情人士說。

　　晉中市檢察機關近期查辦的一起案件證實了這些怪現象背后存在的“貓膩”。

　　檢察機關向《瞭望東方周刊》提供的資料顯示，該市靈石縣原交警大隊副隊長張育文在近幾年里收受運輸車隊負責人的賄賂達10多萬元人民幣，另有50多萬元的巨額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資料顯示，該縣志鑫車隊負責人李慶林在不到一年時間里給其送過五次錢，共計47000元，李的車隊最多時有22輛車，大多都是沒有牌照的黑車，這些黑車的前保險杠上都噴有“志鑫”字樣，這些車后來得到了張育文的多次關照。

　　檢察機關還查明，張育文的弟弟張育恭，自己印刷了一批派車證，派車證上印有張育恭的住宅電話和手機號碼，遇到交警查車的時候，司機拿出這個卡片就行，如果還不行，就照著上面的手機打過去，張育恭會出面擺平。

　　“張育恭先后25次給他人辦卡56張，收受現金171000元。”晉中市檢察機關的一位人士透露。

　　除交警外，交通部門的超限檢查站也是運煤車必須要過的一關。

　　從臨汾市區去鄉寧縣采訪的路上，大型運煤車一輛接一輛地通過，車上裝的煤明顯超高。奇特的是，這里的路面一側保護較好，一側則是坑坑洼洼。“這個叫‘陰陽路’，進煤礦時車都是空的，而出來時都超載。路就成這個樣子了。”同行的一位當地煤老板如是解釋。

　　奇特的事還有，在每一個檢查站附近，都會看到運煤的車輛排成長隊在此等候，“現在好多檢查站都有監控，司機便在離檢查站較遠的地方停下來聯系人，開始交易。”

　　據晉中市檢察機關的人士介紹，他們起訴的張育恭就是靈石縣公路段超限檢測點的代班長，凡持有他發放的派車證的車輛，在他代班期間，每噸20元的超載罰款就可以全免。

　　審批環節是否有交易

　　早上7點多，煤老板高某便拿著一疊材料站在當地煤炭賓館的門口等人，他要等的人與山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人較熟，“熟人好辦事。”位于太原市并州北路的煤炭賓館，就在山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和山西省煤炭工業局附近。

　　“房間都滿了，住的都是煤老板。”煤炭賓館的前臺服務員說。

　　高某要辦的是煤礦安全生產許可證。曹建林介紹說，目前山西省的4600多座煤礦中，辦理了安全生產許可證的只有2000多座，“要達到安全標準，一般的小煤礦也要投入500萬元以上。”

　　但讓高某為難的并不是投資，“辦一個安全生產許可證，最少要過二三十道關，每道關你都要想出能過的辦法。”

　　“從村委會主任開始，到鄉鎮，到區縣，再到市里，他們都放行后，才能報到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而每個環節都有三四個部門，每個部門都要由主管副頭和一把手簽字才能通過，有一個人不放行，就得從頭再來。”高某說。

　　而一個煤礦，有采礦許可證、生產許可證、礦長資格證、礦長安全生產資格證、安全生產許可證、營業執照等多個證件。

　　一個在臨汾市煤老板群落中熟知的事情是，河北的一位李老板在臨汾市投資數千萬元的一個煤礦，因為和當地村委會發生糾紛，村委會主任不給簽字，安全生產許可證辦不了,目前已列入被關閉行列。

　　高某的錢夾子里有數張酒店和洗浴場所的打折卡。

　　在和記者熟悉后，高某毫不隱晦對一些記者的反感，“我們煤老板就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具腐尸，你們記者像個禿鷲，發現了我們，吃上幾口，然后狼來了、老虎來了、獅子也來了……”

　　自稱“處在食物鏈最底層”的高某來自臨汾市鄉寧縣，開著一輛“豐田霸道”車，對于外界傳言的煤老板開著名車出入高檔娛樂場所的傳言，高某并不否認，“都是陪著官員，包括你們記者，如果是我一個人去吃飯的話，最喜歡吃一碗面。”

　　高某的“豐田霸道”車前擋風玻璃處放著一張紅色的臨汾市委大院通行證。

　　開了多年煤礦的高某明顯地感覺到近年來煤老板地位的“提高”，“以前煤炭不景氣的時候，官員見了我們都躲，一到年關，我們煤老板不敢回家，催賬的到處都是。但現在，官員整天給我們打電話。”

　　讓高某不可思議的是，連林業局、地震局、氣象局、計生委等部門的人也往礦上跑，“我們渾身的口袋里都插滿了手。”

　　而資產高達數千萬的高某卻只用小靈通,“不敢拿好手機，我好幾個高檔手機被一些官員‘借去用幾天’后就沒影了。”

　　高某認為，明目繁多的許可證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官員的腐敗機會，卻對安全生產管理起的作用不大。

　　曹建林也認為，審批權的高度集中，除帶來腐敗外，對煤礦的安全亦無益，“現在好多證件都是省里審批，但因為人手太少，根本沒辦法監管，監管環節的漏洞是安全的最大隱患。”

　　權力尋租導致的畸變

　　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記者認識了汾西縣一位“黑口子”的老板，他向記者講述了官煤是如何勾結起來的。

　　汾西的煤埋藏均較淺，老百姓打水井也能挖出煤。這位老板稱，他家的屋后就挖出一個小煤礦，開始是自己挖一點用，后來他用機動三輪車拉著賣了一些，但被當地執法部門的人發現了，除了被沒收非法所得外，還罰了好幾倍的款，根本沒辦法干。

　　“最后沒有辦法了，我給執法的人送了些錢，并表示和他一起來做，他沒有猶豫就答應了，現在如果要查的話，他就會提前通知我。”

　　上述老板說，“如果沒有后臺，光罰款就能讓你傾家蕩產。”

　　“現在‘黑口子’那么多，投資非常少，也不用交各種稅費，對我們正規煤礦造成了很大的沖擊。”臨汾市堯都區的劉老板說。劉老板有一個年產15萬噸的大煤礦，所有的手續都有，僅在安全方面就投入近千萬元，“現在有好幾個‘黑口子’就在我的地盤上，挖我煤礦的煤，但我告到主管部門，他們都說管不了。”

　　劉老板的煤礦雖然有合法手續，但經常處于停產整頓狀態，“現在一出事故，所有的煤礦都停產整頓，一人得病全家吃藥，但‘黑口子’不管，它照樣生產，逼得我們也不得不違法生產。”

　　劉老板承認，在煤礦統一停產整頓期間，好多煤礦都在偷偷生產，所以事故頻發。

　　運輸戶李某也認為自己的很多違規行為是迫不得已，這位原本合法經營的運輸戶開始有三輛運煤車，但因為黑車及假軍車擾亂了運輸市場，運輸價格已降得非常低,“一輛合法運輸車，每月交費2600元左右,這還不包括罰款，但黑車什么費用也不交，合法運輸車怎么和它競爭？所以我現在也開始交‘保護費’,用黑車運輸。”

　　在利益的驅使下，權力與權利的交易也開始出現。上述運輸戶稱，黑車一般只在本縣區內活動，但現在一些神通廣大者，把黑車開到外縣區也沒事，“兩地執法者很默契，你不查我地盤的車，我也不查你地盤的車。”

　　一樁更為奇怪的交易發生在臨汾市堯都區土門鎮。

　　在土門鎮一個煤炭檢查站旁邊,《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發現有成群的村民站在路邊。記者以一位購煤者的身份和一位老者聊天，這位老者稱他們主要是帶領黑車過檢查站，在他們村附近，他們專門修了一條便道，可以繞過這個檢查站。

　　對于他們如此明目張膽地在路邊帶黑車過檢查站卻無人管的疑問，這位老者自豪地說，“沒人敢管。”

　　這位老者的述說讓人驚奇。據稱，這個檢查站附近的村子里有許多運煤的機動三輪車，都是采取螞蟻搬家的方法運輸黑煤，當地媒體記者對此進行曝光后，交警開始清理這些非法的三輪車。村民們為了討回三輪車，也自發地組織起來，對過往的大型運黑煤的車進行查扣。

　　“這些黑車大部分都是交警的,一下子扣了幾十輛，把我們學校的操場都停滿了,最后交警隊沒辦法了,把扣我們的三輪車全放了，我們也就放了他們的黑車。”這位老者說,“從此以后,我們雙方互不干涉。”

　　臨汾市交警隊一位民警向記者證實了這個事件的真實性，“好多人都看我們交警隊的笑話，說這叫‘交換俘虜’。”

　　《瞭望東方周刊》在臨汾采訪時發現，如果不是有熟人介紹，所有和煤有關系的人都不愿說出官煤勾結的內幕。

　　幫記者接觸煤老板的當地朋友解釋說,“從官員到煤老板,甚至到農民和記者,都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誰也不愿意打破它，而他們吃的都是國家的資源。”
 
廣東:煤礦終結者

　　讓煤礦從廣東地平線上消失是否代價過大

　　10月8日上午，廣東連州市大山煤礦一片蕭條。除了守礦的兩三個管理員懶洋洋地躲在屋檐下，躲避著秋老虎的最后淫威之外，礦上惟一的生氣，就是幾只土雞在山腳四處尋找食物。被炸封(炸后封閉)的礦井一片蕪雜，全為礦渣、野草和殘舊建筑所占據。

　　“礦被炸了，連母雞都受苦了，以前光100多個礦工的剩飯剩菜就足夠它們吃的。井上的礦工們忙忙碌碌，等著裝煤的運輸車則排成數十米的隊伍，誰都靠這礦賺錢。”守礦的一位中年婦女這樣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礦上往昔輝煌。

　　事實上，在炸礦事件之前，像中年婦女描述的喧鬧和忙碌，是連州每個煤礦都可以看到的景象。

　　而在7月底到8月初，煤礦股東的心情卻完全相反，大股東們紛紛買起了廣州本田，小股東也打算在煤礦盈利之后置些房產。

　　投資人的好心情其實很簡單:當地諸多鄉鎮煤礦的技改項目已完工或接近完工，多數煤礦拿到了復工通知，市面上煤炭價格居高不下，連州附近的粵連電廠和韶關電廠的電煤需求旺盛。

　　這些消息對投資人來說都屬利好。但他們的美好“憧憬”，被一起梅州同行制造的特大事故，炸得灰飛煙滅。

　　8月7日發生于梅州興寧的特大安全事故,造成123名礦工死亡,是華南歷史上最嚴重的安全事故之一。正是這起事故,掀起了廣東省“鐵腕”治煤風暴,治煤風暴也使地方政府與投資人的關系趨于緊張。

　　用“鐵”的手段治煤

　　興寧特大事故發生后，廣東立即作出反應，全省煤礦全部停業整頓。這個通知在8月10日，也就是事故發生的三天之后，就傳達到了廣東全省各個煤礦。

　　停業整頓只是廣東治煤的第一步，更加嚴厲的措施緊接而來。

　　8月14日，省長黃華華簽發省政府2005年第27號明電，除重申所有煤礦一律停產整頓之外，還要求韶關、梅州和清遠三個產煤市“要采取更加嚴厲的措施”，這個通知要求凡無證非法開采、“三證一照”(采礦許可證、煤炭生產許可證、煤炭安全生產許可證和工商營業執照)不齊全、高瓦斯及煤與瓦斯突出、水害嚴重的煤礦，一律關閉。

　　這個通知還要求，凡五證齊全，包括過期正在續辦的，一律停產整頓，有關部門重新審核有關證照，不符合標準和安全條件的煤礦也將關閉。

　　通知稱，將派出三位副省長擔任組長，到三個產煤市督查煤礦安全工作。

　　該通知一下達，廣東全省特別是三個產煤市立即行動起來。

　　8月15日至17日，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湯炳權率領省政府煤礦安全生產督查組，赴廣東清遠市督查煤礦停產整頓工作，并打響了關閉非法煤礦的第一槍。

　　8月17日，在廣東省副省長謝強華的指揮下，廣東韶關首批炸掉了18個非法煤礦并進行了封閉，此外還將當地煤礦全部關閉，停產整頓，同時進行“地毯式”檢查，消除安全隱患。

　　廣東對所有煤礦關閉和停產整頓，絕非一時之舉，省里的意圖也很明顯，廣東意圖整體性退出只有800萬噸產量的煤炭行業。廣東省安全生產監管局負責人對媒體表示，該省決定逐步依法關閉煤礦，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截至10月12日，韶關所有煤礦停產，清遠和梅州也基本停產，廣東煤礦整治工作進入最后階段。但是，因炸礦和停產引起的廣東煤礦利益相關者的申訴，卻未結束。

　　讓煤礦在廣東徹底消失

　　廣東三個產煤市中，最先進行煤礦整治的是清遠市下轄的縣級市連州。該市有32個鄉鎮煤礦，全部為民營資本構成的股份制煤礦。

　　連州細沖煤礦礦長李易秋介紹,8月10日接到市里通知要求停產整頓后,連州的煤礦就停了下來。到8月15日時,煤礦老板們連續接到不同版本的通知。“上面的通知一個比一個嚴厲,先是說要停產整頓,但到了下午說要關閉礦井,用水泥和磚頭把礦堵住，正當我們開始著手做這個工作時,上面又通知說要炸礦,不用堵了。”

　　根據記者調查，連州市的通知下達后的第二天，連州市委市政府領導帶領執法人員來炸礦，當時幾乎每個煤礦都有價值不等的設備在礦里，但因拆卸各種設備，至少需要半個月的時間，所以當執法組來炸礦時，絕大多數設備都還留在井內。

　　連州大山煤礦是該市產量最高、資金投入最大的煤礦之一，也沒有例外。礦長和重要股東陳吉日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時連州市政府的政策是‘四不見’，也就是不見礦井、不見廠房、不見設備、不見人，意思就是將礦井夷為平地。生產設備多數被炸在礦井里。”

　　清遠市市委書記陳用志態度十分堅決。根據廣東媒體報道，他在一次炸礦的現場對在場的當地干部說，關閉煤礦，要窮追猛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目前清遠市的煤礦存在“無規模、無證照齊全、無先進技術、無安全保障措施、無多少公眾利益”，沒有開采的價值和前途；要抓住省委、省政府全面整頓煤礦的有利時機，“借勢、借力、借刀”，用鐵的手腕整頓煤礦和非煤礦山，用法律武器排除“定時炸彈”……

　　10月8日，《瞭望東方周刊》記者來到了連州市大山煤礦，看到礦上的宿舍里除了留守的礦長和另外兩人之外，原本有100多職工的礦山已空蕩蕩的。礦井已被炸毀并封閉，連礦井附近的加工設施也已被夷平。

　　8月19日下午,連州32個煤礦徹底炸封。根據《南方日報》報道,截至8月19日，“(連州)所有煤礦民工居住的工棚已基本拆除，民工也已基本遣散回家。”報道說，這些煤礦是“證照不全的非法煤礦”。

　　投資人不認同自己是非法煤礦

　　利益受損的股東們還不認同自己是非法煤礦。

　　“說我們是非法煤礦，我們不同意。我們連州32家煤礦中，證照是齊全的，無非是有些證照已過期正在補辦而已。”《瞭望東方周刊》接觸的十多位投資人，幾乎每人都會這樣解釋。

　　保安鎮大山煤礦的礦長出示了該礦的一系列證書和執照的復印件,有采礦許可證、煤炭生產許可證、礦長資格證、安全生產許可證，其中,采礦許可證的有效期限至2006年7月,煤炭生產許可證有效期限至2008年12月,礦長資格證發放于2004年6月,而安全生產許可證有效期限至2008年6月1日。

　　按照廣東省明電的規定，該煤礦的工商執照已過期。大山煤礦礦長陳吉日對此的解釋是，“新的工商營業執照之所以還沒拿到，是因為管轄關系發生了變化，大山煤礦從個體工商戶轉變為私營企業后，煤礦的發證機關變為廣東省工商局，而這個證件我們還在辦理中。”

　　陳還出示了一份《清遠市采礦權有償出讓合同》。這份合同簽訂于2005年初，出讓人為清遠市國土資源局，采礦權限截止日期是2011年6月，合同金額為43.7萬元，其中首付23萬元。

　　連州大沖煤礦也出示了相關證照的復印件。在大沖煤礦的采礦權有償出讓合同中，簽訂時間為2005年5月，出讓金額為39.5萬元。

　　另外許多礦主還出具了連州市安監局的復工通知。龍坪東田沖煤礦接到的通知中說，“你礦符合復工條件，經呈報市政府主管領導批準，同意批準復工整改……”

　　在出具了一系列證照的同時，許多礦主們還出具了2004年-2005年度完稅費清單。在清單中，連州32家煤礦，向各級政府部門、村委會、安評保險機構等繳納的稅費，少的20多萬，多的200多萬。

　　對于“非法煤礦”一說，連州煤礦投資人的觀點是:每年的稅費少不了，和國土資源部門也簽訂了正規合同，繳納了資源補償費，如果我們是非法煤礦，政府為什么還要向我們收稅呢？為什么要和我們簽訂合同呢？另外，連州絕大多數煤礦都曾收到過連州市安監局的復工通知，如果我們是非法煤礦，為什么幾個月之前還叫我們復工呢?”

　　政府認為是在履行憲法

　　連州市的一些礦主們認為，按照國務院和廣東省27號明電的精神，連州的煤礦應有的處理是停業整頓，而不是關閉，更不是炸礦。

　　對于連州市礦主們的質疑，《瞭望東方周刊》試圖采訪連州市政府，當記者致電連州市委宣傳部時，一位李姓副部長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連州市下一階段有一個國際攝影展，有一定規模和檔次，市里主要領導在法國召開新聞發布會，市里其他人也忙著安排工作，暫時沒有空接受采訪，下星期再和你聯系。”截至發稿時，記者還沒有接到電話。

　　而廣東省法制辦負責人在接受廣東當地媒體采訪時則明確表示，這(指煤礦整治)是省政府對社會公共安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人身健康及生命財產安全高度負責，正確履行《憲法》、《安全生產法》、《煤炭法》、《行政許可法》等法律所賦予的重要職責的重要體現，完全符合法律規定。

　　誰是贏家

　　礦主們普遍不解的是，既然廣東已打算退出煤炭業，為何還要他們投入巨額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呢？

　　連州煤礦股東自發編制的統計表顯示，32個煤礦的總投資達19979萬元，將近兩億元的投資，在連州這樣的粵北貧困縣市不是小數字，在32個煤礦中，往往每座礦山都有十多人到上百人的股東，光連州一地，因為煤礦而利益受損的投資人達上千人。而韶關的煤礦比連州要大得多，造成的損失也就更大。韶關的111個煤礦近年來的投入計約30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煤礦都擁有普通村民股份，一些村民將在礦上做工的工錢、賣菜的菜錢甚至老人的養老私房錢都投入到礦上。

　　來自湖南株洲的江忠梅等人，他們是經韶關市引資到仁化縣投資辦礦的，近200名株洲客商集資兩億元收購了27條礦井，還沒開始生產就被關閉了。有一名姓劉的投資者，投入300萬元收購了仁化縣一個煤礦，但在三天后就被炸封，以“每天損失100萬元”而在韶關聞名。

　　事實上，廣東煤礦停產炸封，受影響的不只是礦老板和礦工們，當地以煤炭為能源的整條經濟鏈都受到一定影響。

　　浙商徐明宏在山西煤礦有不少股份，因為早年曾有朋友一起在廣東修建過煤礦巷道，所以對廣東的煤礦也有一些了解。他對廣東省退出煤炭行業表示理解，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對廣東煤礦整治工作一直很關注，畢竟大家都是同行。廣東省的鐵腕手段肯定會引起一些爭議，但我個人認為,無論是通過什么方式,廣東省退出煤炭行業是必然。我和不少朋友在那邊修建過巷道，說實話，如果廣東的煤礦放在山西,估計是沒人愿意去開采的，無論是煤層厚度、地質復雜程度，還是儲藏量，廣東的煤田可能連山西這里廢棄的礦井都不如。廣東以前之所以還在堅持采煤，主要是他們的出礦價是我們這里的1.5倍到兩倍,因為他們距離最終消費市場很近。但是,廣東的百萬噸煤死亡率要遠高于山西等重點產煤省。”

　　他還說，“廣東是中國最富裕的省份，無論是GDP還是財政收入都排名全國第一，從煤炭行業戰略退出，對經濟影響應該不大，但是，既然廣東省是中國第一財政大省，如何通過政策與財政手段，將煤礦股東和地方政府財政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這可能也是需要政府考慮的。”

　　煤礦徹底關閉帶來的聯動效應，已引起廣東省各級政府和部門的重視，一些補救措施已實施或正在醞釀。

　　廣東省安監局對媒體透露，對依法關閉的小煤礦，已上繳的安全生產風險抵押金、爆炸物品使用許可證費、采礦權價款、采礦權使用費、礦產資源開采登記費、企業登記費等收費，按照“誰收誰負責”的原則，盡快退還給礦主，初步統計此筆款項已返還約4000萬元。

　　韶關市政府也出臺26條扶持煤礦企業轉產的意見，對煤礦企業轉產提供了一些政策保障和優惠。

采礦業出路在何方

　　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又能明晰權責的礦業產權制度，已在個別地區試驗.

　　10月18日，60多歲的浙商黃兆允呆坐在家里，這位原華東礦建董事長，短短七年內，經歷了“冰火兩重天”。

　　七年前的1998年11月，黃兆允是廣東省連州市政府的上賓。他投資的煤礦舉行盛大的開工慶典，領導們都來捧場，因為他是這個城市重大招商引資項目的對象。七年后的2005年9月，同樣是出席慶典的領導帶著執法組把他的煤礦炸封(炸后封存)。

　　黃兆允總結說，“雖然改制后的大沖煤礦號稱是民營煤礦，但實際上根本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黃兆允的總結道出了中國礦業民營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民營礦業盡管具備一定期限的開采權，但行政力量完全可以控制民營礦業的生死。

　　而政府也有政府的難處,掠奪性開采、嚴重環境污染、官煤勾結、采礦死亡率居高不下等，被稱為民營礦業“四大毒瘤”，這讓地方政府也很頭疼,但這些問題的背后都能隱約看到產權問題的沉重陰影。

　　中國礦業的出路在哪里？

　　誰導演了礦商的厄運

　　黃兆允投資連州煤礦，純屬偶然。1998年，時任華東礦建公司董事長的黃兆允，聽到公司有連州籍妻子的員工稱，連州當地煤礦生產條件較差，市委市政府很歡迎外來資本。做了幾次考察和協商后，華東公司有了投資意向。

　　作為一個預期總投資2500萬元的煤礦項目，連州市政府相當重視。黃兆允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時舉行的隆重開工典禮，除了連州市五套班子之外和幾乎全部的局、委、辦負責人來了，公司所在的溫州平陽縣部分領導也來到現場。除了隆重的開工典禮之外，連州市還給予公司不少稅費上的優惠，各個職能部門也提供了種種便利條件。

　　一份清遠市計委《關于連州市三口江區下元沖煤礦項目的批復》的文件顯示，這個工程總投資為2500萬元，每年生產無煙煤12萬噸。

　　連州市政府的一份1998年第五期的工作會議紀要稱，“連州市各級有關部門，要從大局出發，保持與市委、市政府一致，在供電、環保、稅收、通訊、安全、材料供應、礦區界址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和配合，在辦理各種手續時按照市政府有關優惠政策執行，給予方便。”

　　另外,1999年3月9日,連州市政府批復文件,給予三口江總礦有限公司兩個煤礦三年的稅收優惠和免除地方行政管理費。

　　但就是這樣一個當初當地政府大力支持、歡迎，給予諸多優惠政策的煤礦企業，在“8·7”礦難之后，同樣免不了被炸命運。而根據黃兆允的解釋，并非證照不全，而是少數證件正在審核辦理。

　　而炸礦也是為了大局，當時請黃過來也是為了大局，兩個大局導演了黃兆允的命運。黃兆允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為了這個煤礦，我和公司整整花了八年時間，幾乎每天都在礦上轉，連同合作的資金，我們一共投入約2000萬元，現在技改工程即將結束，收獲期快要來臨了，礦就被炸了，我欲哭無淚。我當時質問執法組的領導，1998年你們通過招商把我們引進來，現在又是你們把我的礦炸掉，這算什么意思？”

　　誰制造了礦業毒瘤

　　并非每個礦商都像黃兆允那么霉運。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后，礦業的民營化進程一直未斷,中國礦業聯合會秘書長王燕國透露,到2004年,非公資本礦業產值占礦業總產值的比例,歷史性地達到57%。16萬家礦業企業中，只有7000多家屬于國有。民營資本投入的勘探費用已超過中央與地方財政投入規模,達11.4億元。

　　由于中國礦藏多數集中于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因此在許多地方，民營礦業是當地的經濟支柱和重要財政來源。

　　礦業民營化進程也造就了數以萬計的富豪。在2005年版的胡潤能源富豪榜上，身價最高的人擁有26億元資產，最低也有三億元。而浙江溫州平陽縣水頭鎮，這個被媒體稱為“溫州炒煤團”的發源地，由于大批當地商人在山西等地投資煤礦，每年收獲達50億元。在該鎮，投資煤礦幾乎是全民運動，甚至連老頭老太太的幾萬十幾萬的“壓棺材錢”也投入其中，而回報率也高得驚人，一年就收回成本的案例比比皆是。

　　但是，伴隨礦業民營化而來的種種弊端也逐漸顯現，如掠奪性開采、嚴重環境污染、官煤勾結、采礦死亡率居高不下等被稱為“四大毒瘤”。

　　以百萬噸煤死亡率為例,國有大型煤礦的死亡率為1.07,而鄉鎮煤礦的死亡率為7.61,是國有煤礦的七倍，是美國的260倍。鄉鎮煤礦絕大多數屬于民營煤礦。

　　掠奪性開采現象也十分嚴重。礦業開采中都有開采率一說，也就是正式開采量占探明儲量的百分比,再以煤礦為例，國有大型煤礦的開采率一般在40%-50%之間，而多數小礦則不到20%。在湖南、重慶、四川、貴州等伴生有色金屬礦較為發達的地區，一些民營礦業企業，由于提煉技術和資本的局限，往往只開采經濟價值最高的一兩種礦物。其他仍有較高經濟價值的礦物常會被丟棄。

　　嚴重環境污染在湖南、重慶、貴州等地同樣嚴重，湘、黔、渝三省市交界處是全國錳等金屬礦最富集的地區之一，因為大量的中小冶煉企業的出現，導致了當地的嚴重污染。據《第一財經日報》等媒體報道，沈從文筆下的邊城湘西，幾乎成了黑城、臭城。

　　把錢賺足了就跑

　　張國明,這位來自湘西的民營礦業股東,常年奔波于黔東北、湘西一帶,經驗豐富。

　　“我什么怪事沒見過？上千個村民一擁而上一個月挖平半座山，從中國最大的銻礦之一被盜挖成廢礦，再到黑礦之間的火并，我就看到甚至親歷過。”他對老家湘西一帶的礦業污染也感到十分痛心。這位經歷豐富的老江湖把諸多的亂局歸結于產權制度沒有建立。

　　張國明的話語坦率而直接：“按照法律規定，礦業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民辦礦其實擁有的就是開采權，而且這個開采權往往很短，有的甚至不到五年。你想想看，給你短短不到10年時間，而這個礦原本可以開采50年，你要早日收回投資，當然要盡量減少成本，把錢賺足了就跑，那些伴生礦怎么辦，盡管有一定經濟價值，但礦主管不了那么多，干脆扔了，扔哪里呢，最方便就是扔到河灘邊，扔到山坡上，冶煉用的劇毒廢液怎么處理呢，為了減少成本，扔到河里，你說這樣能不造成環境污染嗎？湘西的重金屬污染不就是這么來的嘛。”

　　張國明認為,要是礦主擁有礦業的所有權，情形就會有很大變化。“如果礦是自己的，我還舍得把伴生礦扔掉嗎？哪怕不用也可以留給子孫后代嘛。我還敢污染環境嗎?因為第一個受害的肯定是自己。”

　　張國明還認為，民營企業只擁有礦產開采權，很容易受行政權力的左右。他舉了這樣一個案例，中部某縣新上任一屆縣委書記，認為發展旅游業才符合該縣定位，嫌小礦像瘡疤一樣不好看，影響旅游形象，所以他就號令全縣的中小煤礦停業整頓，結果搞了一段時間旅游業毫無進展，而小礦停業之后財政收入受到很大影響，所謂的“新政”不到一年就終止了。

　　事實上,礦難頻繁，一些中小煤礦安全設備的缺乏和產權問題也息息相關。也就是業界流行的所謂“產權不清,礦難不已”。

　　在廣東韶關，一位來自湖南、不愿公開姓名的投資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在湖南郴州和韶關都有煤礦投資，現在韶關把我的礦封住了，我股份不多，但個人損失也有幾十萬，礦上買的價值幾百萬的安全設備，估計也都被水淹掉了。我在郴州的煤礦也不打算安裝安全設備，因為如果哪一天湖南也像廣東那樣炸礦，我這錢不是白投了？”

　　對于民營礦業浪費資源一說，來自浙江溫州的煤礦投資人陳義不認同。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老家早年是以建巷道礦井為主業，煤礦的貧富程度和結構我們最清楚。如果說浪費，國有企業的浪費也很驚人，一個國有大礦區，開采到一定年限后，嫌開采成本太高廢棄不要了，就是這個廢棄的礦區，蜂擁而上的民企就有十幾家，照樣家家賺得盆滿缽滿。這樣的情形，你到華北東北許多大礦區都可以看到，我們民營煤礦就只能挖人家國有大煤礦挑剩下的貨。為什么民營煤礦也嫌貧愛富呢？只給我們12年甚至三五年的開采期限,你說我能不挑最好的煤層采嗎？”

　　核心是產權改革

　　作為民營礦業的核心問題，產權制度已引起了決策層、行業和學界的高度重視。不少人把只擁有短期開采權的民間投資企業，用“偽民營礦企”來形容，建立一種符合中國國情又能明晰權責的現代產權制度，已成為共同的呼聲。

　　1998年在浙江開始試點的礦權拍賣制，在2002年以后，已成為中國礦權轉讓的通行方式，這也使得之前貓膩叢生的協議轉讓和層層審批方式被放棄，而開采權的年限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延長。

　　而礦業產權制度改革最重要的試點，出現在煤炭產量居中國第一位的山西。

　　2004年4月30日，一場造成35名礦工遇難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之后，臨汾市就開展了一場與廣東炸礦封礦截然不同的明晰產權的試點，這個城市將全部312座煤礦的煤炭開采權由集體轉讓給了個人，被明晰產權的個人則要向政府繳納一定的資源有償使用費。煤礦產權的明晰，使不少礦主在獲得了利益的同時，又感到安全責任的重大。

　　這個制度的核心是,在不觸動資源屬于國家所有這條底線之外，礦業的勘探權和開采權長期歸受讓人所有，并且不設時間限制。個人承擔安全責任和安全投入,每噸煤炭繳納一定數量的資源使用費。

　　臨汾煤礦產權新政產生了不錯效果。山西臨汾的一位原本只擁有13年開采權限而舍不得大規模安全投入的礦主郭學軍，在2005年5月改革之后，他就投資1300萬元更新了這條運煤通道，并且投資2800萬元新建了煤礦的變電設施，另外還修建了職工宿舍。

　　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他還表示，還要加大井下的安全投入。

　　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曾這樣解釋產權制度變革的意義:首先是打消了經營者對長遠利益的擔憂，當他對這塊資源明確擁有開采權后，他才能夠知道他有多大的利益,他們就要進行綜合規劃,把所有資源盡量開采干凈,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還要進行技術改造，要關心煤礦的安全，盡量不出事故,政府在這個過程中還可以把過去的幾個小煤礦整合到一起招標拍賣。

　　中國礦業聯合會顧問、中國礦業權威專家傅鳴珂曾撰文呼吁，根據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要求，在采礦法修改中要把理順產權作為重要內容，初步設想是以物權理論作為礦產資源產權理論基礎，再次強調采礦權是財產權，因此礦業權既要受到公權力(資源法)的保障，也要受到私權利(民法)的保障。

　　他還認為，“建立雙保障機制的目的是防止個別政府部門動輒以公共利益的名義侵犯合法礦業權益的現狀，試想如果合法礦業權得不到保障，投資常常打水漂，民間資本誰還敢涉足礦業，已建成的礦山，誰還能做長遠謀劃，相反，只能助長采富棄貧、減少安全投入、吃光分盡的短期行為。”

　　就在本刊發稿時，臨汾的一位官員透露說，當地檢察機關已經對某些官員勾結煤礦的腐敗案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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