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作為組織文化的一個分支已經在醫療臨床、核工業、電力行業、石油化工業諸多行業都進行了具體的研究和建設。航空業同樣作為一個高科技、高風險、高投入的行業也在建立自己特有的安全文化。眾所周知，飛行安全直接關系著一個航空公司的發展前景和經濟效益，所以航空公司一直把安全擺在首位，安全源于“人――機――環”這個整體的系統的正常運作，即飛行員熟練的駕駛技術和規范性的操作、可靠性很高的飛機以及良好的客觀飛行環境。隨著飛機的可靠性和飛機各系統自動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機械故障帶來的事故一直在減少，而從事故原因分析統計中可以得出，現代航空事故原因中，70％――80％的事故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為造成得，也就是說現在更多的航空事故與“人為因素”（human factor）有關。這就使得飛行人員肩負的責任更為重大，因為航空公司的所有工作最后都集中在航班飛行上，飛行人員更要牢固地樹立“安全第一”思想。然而，這種思想的獲得是源于整個公司對安全的重視、強調，對安全共同的信仰和價值觀，這些都是文化內涵的體現。所以，在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文化是安全的根本影響因素。安全文化建設成為航空公司安全管理成功與否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健康的航空安全文化不但可以規范個體的安全行為， 而且可以引導民航組織進入有序的、可持續性的良性發展狀態。本文對航空安全文化的定義、內涵、國內外進展情況進行了系統介紹和分析,以便對該主題有更清楚的認識。

　　2.航空安全文化的定義

　　文化通常被描述為“人們擁有的觀念、習慣、技術、藝術、工具、制度等等”，[1]關于文化的分類有很多，從宏觀的角度文化一般被分為傳統文化、組織文化和職業文化三大分支，其中安全文化主要受組織文化的制約。組織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被定義為“一個用共同的價值觀、責任、信仰和標準維系組織成員之間關系的系統” 。[2]實際上，在“安全文化”這個術語出現之前，大量的事故進行事后分析發現，可以因組織文化的不同將事故進行歸類。然而從組織文化角度對事故進行調查和分析的開始時期可以追溯到1986年造成災難性后果的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核泄漏事件。“落后的安全文化”（poor safety culture ）被國際原子能組織（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核能委員會認定為此次事件中一個起關鍵作用的因素。從那時起，安全文化一直在其他主要的安全事件的事故詢問和分析中作為一個影響因素被討論。航空業對安全文化的關注源于1991年美國國內的一場民航空難，之后，1997年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召開的國家運輸安全會議上安全文化成為獨特的最顯眼的主題被提出來。此后，安全文化在宇航事故中也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包括最近的哥倫比亞號宇宙飛船失事。

　　因為文化內涵的復雜性，多層面性，致使作為組織文化分支之一的安全文化的定義在不同的組織也體現出其具體特殊性，談到“安全文化”就不得不談“安全氛圍”這個與之伴隨的一個概念，安全氛圍的概念早在1980年Zohar通過實證研究提出，[3]在1986年“安全文化”概念提出之后，兩者更像是雙胞胎，每個研究都要將其進行說明，但隨著研究越來越細致，兩者的關系也日漸明朗，其中最形象的一個比喻是Douglas A. Wiegmann等人在2004年的闡述，他們認為“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圍”類似于人格心理學里的心理狀態（psychological states）和心理特質（psychological traits）。換句話說，人的行為受能引起心理反應的環境因素（例如，饑渴或焦慮）和具有持久性的人格特征（例如，外向或內向）兩方面的影響。但是，對個體重復的觀察或反應的結果需要用他的持久性人格特征來解釋，而不是依靠因具體的環境因素引起的暫時狀態來解釋。[4]

　　在航空領域，關于安全文化代表性的定義有：航空安全領域的研究權威Merrit 和 Helmreich在1996年提出的“文化是個體和自己所在團體里的成員共同分享的特定的價值觀、信仰、禮儀、符號和行為，這些共有特征尤其在和另外一個群體作比較時表現出來。”[5]在1998年，進一步闡述到“個體通過把對共同的安全重要性的信仰表現在自己的行為中，以及對‘每個成員愿意支持組織的安全規范和為了共同的目的支持別的成員’這種觀念的理解。”[6]Eiff（1999）認為“安全文化存在于一個組織內部，在這個組織里，不管員工的職位如何，在預防事故發生時采取了行動，這個行動就應該被組織支持。”[7]雖然每個研究者有其對航空安全文化的理解，但是航空公司更像是大學和醫院這樣的組織，而不像一般意義上的公司，因為組織的核心是由大量的高水平的專業人員和有專業知識支持的飛行員組成的。還有需要注意的是飛行員是有著大量與眾不同獨特文化的群體，因為其工作環境特殊，經常是在空間隔離的狀態下進行，工作強度大且責任重大，社會外界對其的了解也不多。所以具體的研究定義雖然有差異，但是主體思想是一致地，反映安全文化在航空業的體現，即 “航空安全文化是航空組織和其成員所特有的共同特征的集合，通過內在的信仰，價值標準、意會以及外在的規范、儀式、標志和行為體現出來。

　　3.航空安全文化的內涵界定

　　對航空安全的內涵的界定每個研究因實際情況都有差異，即有其具體的內容維度界定。例如Patrick Hudson 在2001年對航空業組織的安全文化進行論述時總結出安全文化有四個維度：廣而告之，安全文化在組織的每個層面都被熟知。信任性，安全文化在組織的每個部門都被信任。靈活性，在一定條件下，安全文化可以適當的變化。警惕性，安全文化具有警惕性，對組織的不安全的現象具有預測性。[8]這個文化維度的確立建立在Jim Reason (1997)提出了一個注重安全文化的組織的特性的基礎上，他認為一個注重安全的組織應該具備明確性、警惕性、合適性、靈活性、學習性的特性。John A.Flannery（2001）也認同Jim Reason的安全組織的特征：但他和Patrick Hudson的安全文化維度稍有不同，認為航空安全文化包括廣而告之的文化、報告文化、靈活性的文化、學習型的文化四個維度。[2]Fleming 2000年指出了安全文化的有管理承諾和組織透明度、組織溝通、生產效率和安全的權衡、學習型組織等10個成分。[9]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1992年指出良好的安全文化有以下的因素構成：①高級管理層注重安全②全體職員理解工作場所內的危險③高級管理層愿意接受批評并以開發的態度對待對立的意見④高級管理層培養一種鼓勵反饋的氛圍⑤強調有關安全信息溝通的重要性⑥對現實的、可利用性的安全規則進行發揚⑦確保員工受過很好的教育和培訓，保證員工非常理解不安全行為的結果。

　　目前主流的觀點的是Douglas A. Wiegmann（2004）等人[4]提出的航空安全文化的維度，包括以下五個方面：①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一個組織的高層管理在促進組織安全文化發展方面一直被認為扮演關鍵的角色。這個維度和很多研究的結果都一致。[10][11]②管理參與（management involvement），通過日常的接觸可以在高層管理、中層管理和員工之間進行對安全的看法交流，從而進一步影響員工按規范操作以及安全操作實踐的程度。③員工權限（employee empowerment），錯誤可以定位在組織的任何一個層次，然而，一線的員工（例如飛行員）經常扮演防止錯誤發生的最后一道防線，同樣對防止事故發生也是這樣。④獎勵系統（reward systems），組織安全文化的一個關鍵組成成分是一種方式，在這種方式里，安全和不安全的行為都要被評價，而且，根據這些評價結果的獎賞和懲罰具有一致性。⑤報告系統（reporting systems），“一個真實的安全文化的基礎是它是一個報告文化”。[7]一個有效和系統的報告是在事故發生前定義安全管理的弱點和不足的要點，在事故發生之前，組織前攝性學習的能力和自主性，以及根據指標和相近的過失的基礎上調整行為對改善安全至關重要。

　　4.航空安全文化的研究進展

　　4．1國外航空安全文化的研究進展

　　航空安全依次經歷了關注機械故障的技術時期；技術瓶頸不斷消除但人因錯誤導致事故的時期；人和技術交互作用導致事故的社會技術時期；到現在的組織文化時期。同時伴隨的是航空安全文化經歷的五個階段：[12]對安全文化不聞不問的病態階段（Pathological）；開始關注安全文化的反應階段（Reactive）；設有處理安全問題系統的計算階段（Calculative）；預防安全問題的前攝階段( Proactive )；有了安全意識的自覺生成階段 (Generative )。

　　從目前的研究現狀看，國外關于航空安全文化的研究現狀和趨勢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現：

　　（1）不同國家、不同組織的安全文化的內容的界定清晰明確，涌現出很多關于安全文化的理論模型。

　　（2）研究思路明確一致，即研究者們闡述了構成安全文化的變量，然后進一步探討了安全文化與安全行為或與安全績效的關系。

　　（3）研究層次日趨細致化，由于文化的復雜性，對其的研究都是從不同的層次和角度進行，所以也就導致了安全文化研究對象、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多元性，例如研究對象，在航空業已經具體到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量表對其進行測量，空管、地勤、機務和機組，每個具體的部門有其具體的關于安全文化所側重的內容，研究的維度也就有所差別。

　　4．2國內航空安全文化的研究進展

　　從以往的研究文獻和相關報告中可以看到，目前國內對于航空安全文化的研究還停留在概念體系形成階段，基本上都是進行概念的闡述和關于安全文化方面的經驗總結，通常以事故案例中汲取的經驗和思想上的警惕說教層面來反映折射安全文化。主要體現在對歷史的經驗總結和公司制度規范，定性研究方面。總結起來有三類代表性的研究思想，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對航空安全文化發展進行了總結，并提出了用于具體實踐的安全文化的建設策略。

　　第一類是徐德蜀、高楊、劉漢輝為代表：[13] [14] [15][16]采用歷史唯物、辨證唯物的觀點，通過回顧民航發展的歷史，總結了不同時期我國航空安全文化發展狀況，指出民航安全的關鍵在于落實“安全第一” 的思想，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相應的措施，這些措施是在分析當時的飛行事故后提出。同時提出應大力弘揚東方文化傳統,積極吸取西方安全科學技術成果,推進民航安全文化的建設。第二類是以霍志勤、林明華為代表[17] [18][19][20]，他們在給出航空安全文化定義、結構的同時從預防事故的角度詳細地提出了航空安全文化建設的策略。第三類是以高云為代表，[21]他認為，中國民航20世紀50年代確立的“安全第一”的指導思想是中國民航安全文化的雛形，然而中國民航真正提出安全文化建設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目前國內航空公司的安全文化建設尚處于探索階段，以及目前航空公司安全文化方面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并指出航空公司應該從人性化角度建立積極的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國內對航空安全文化的定量研究尚處在起步探索階段，2005年游旭群等人[22]率先采用飛行管理態度調查問卷2.0（國際版）對來自國內四大骨干航空公司174名航線飛行員測試，對測試結果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了組織信任度、工作滿意度、交流協作、權力梯度、風險意識、自動化依賴和自動化認識等七個表征現代航線飛行安全文化特征。

　　5.啟示與展望

　　因為生命的不可逆性，安全文化受到每個行業的關注，特別是像民航業這樣高風險、高投入的行業。事實一再確定加強航空安全文化建設，有利于員工樹立正確的安全生產觀，有利于增強系統安全防范意識，實施預防型安全生產管理，有利于健全安全生產組織管理的長效機制。同時，研究結果也不斷證實安全文化不僅是全面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的根本的途徑之一，也為航空公司安全管理效能的提高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和國外大量的實證研究相比，本土化的航空安全文化研究還不成熟，需要從基礎研究做起。文化是一個群體特征的區分標志，它和科技不同的地方在于沒有可復制性，只能借鑒學習、進而建立適合自己的價值體系。另外航空安全文化建立的根本目的是預防飛行事故或事故癥候的發生，提高飛行績效，從這個角度而言，在探明安全文化和安全飛行及安全績效之間的關系之后，進而建立安全預警機制，最終提升航空公司的社會效益。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