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轉移中的職業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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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的現實瓶頸
如果從職業安全的角度來關注務工農民，或從務工農民的角度來透視職業安全，我們就會發現，現在最突出、影響面最大的職業傷害對象是務工農民，務工農民的現狀成了中國職業安全工作難以突破的瓶頸。
當我們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轉移與當今職業危害的轉移兩大社會現象進行剖析，并將其放到產生它的社會背景之中時，我們不難看到，這兩大轉移之間其實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縱觀近年來務工農民所遭受的非農職業傷害的種種情形，使我們找到了職業安全事業應該抓注的要害問題。
日益突出的務工農民職業安全問題，應該有一個有效的解決思路，筆者主張從消除城鄉勞動者的差別入手，廢除“民工”，特別是“農民工”這些歧視性用語，政府官員應率先垂范，規范性文件應以法律用語為準，如“從業人員”、“勞動者”等。這樣，才符合社會發展的實情，才有利于調整已經變化了的社會關系，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和經濟的健康發展。
職業危害轉移：農民也患職業病？
中國農民在這個由城里人主宰著的農民國度里，哪怕離開農田進城務工，也被喚作“農民工”。這似乎是命運注定，他們永遠無法擺脫農民的稱謂。在這個稱謂的作用下，同是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他們只要離開土地，只要進入城市，就被視為“外來人口”，因而在不久以前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承受著巧立名目又冠冕堂皇的，打著治安和“穩定”旗號的種種騷擾，過著極不穩定的日子。
在職業危害方面，務工農民是主要的承受者。他們得不到相應的培訓，對工作場所的有害因素了解不多，甚至毫不知情；他們的勞動強度大、作業條件差、干活時間長、工休環境臟。據患Ⅱ期矽肺的廣西農民潘鳳林講，她在廣東順德一家玻璃廠從事切割玻璃的工作，從2002年起的4年中，她一直同5名工友在一間約20平方米，只有一個小排氣扇的車間里，戴著普通布口罩，每天從早上8點干到晚上8點。2005年春節過后，她到醫院求醫時還懷著身孕，為了治療只好放棄胎兒。她的主治醫生對工人日報記者說：“她僅有的幾年生命也會活得很辛苦，生活質量很差，連水都提不了，呼吸會越來越困難。”類似的情況不是個別現象。據衛生部相關負責人說，當前我國受到職業危害的人數超過2億。這個數字與鄉鎮企業就地轉移和外出務工的非農農民總數相當，在這個巧合的數字里面，存在著并非巧合的內在邏輯。它雖是一個很抽象的描述，但卻訴說了一個驚人的事實，而且，這個事實的發生建立在一種因果關系之上，甚至可以說是互為因果。
2005年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鐵映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上指出，全國每年約70萬人患各種職業病，受職業危害的職工在2500萬人以上。從實際接觸有害作業的人數、職業病患者累計數、死亡人數和新發生病例來看，我國的職業傷害都是世界上最嚴重的。有專家推測，目前全國僅煤礦每年新增的塵肺病人就多達20萬人，約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煤礦工人塵肺病例的30倍。這是讓人膽戰心驚的數字，這個數字的九成以上，是不得不下井又不能享受職業病待遇的農民。據廣西衛生部門的統計，2005年，廣西全區共收到各類職業病報告295例，其中塵肺病277例。廣西工人醫院近年來每年收治的400名職業病患者中，八成是務工農民，而且這個比例在逐年增加。該區職業病防治研究所所長葛憲民認為，塵肺病是一種老的職業病，但大規模地發生在務工農民身上，引出的則是務工農民“帶病返鄉”的新問題。
還有一種現象不容忽視，就是一些企業普遍雇用外地務工農民從事有毒有害作業，并把職業病的潛伏期定為勞動合同的最高期限，合同期滿，無論身體好壞，決不續簽，以此來轉移職業危害，逃避職業病防治的責任和義務，使務工農民受苦，給社會遺患。據說每年那70萬患各種職業病的人，之所以無法納入統計，原因之一就是這些患者幾乎都是在未發病時，就已離開了給他們帶來致命危害的作業場所。
這種現象，可追溯到上個世紀的大躍進時期，當時在采掘一線推行“輪換用工制”，其目的是讓編制內的正式職工不患職業病，這已經顯失公平；后來又演變成為讓礦山企業甩掉職業病包袱的一種措施。可是這個包袱甩給了誰呢？甩給了農村生產隊，甩給了不明真相的農民，讓不具備準入條件的農民在井下從事采掘作業，使職業危害通過一種制度設計成功轉移。
這個用工制度的設計，以對各種職業病的科學認識為基礎，其操作方法非常簡單，勞動合同只簽兩三年，合同期滿無條件輪換。大家知道，凡職業病都有一個潛伏期，巧用這個潛伏期作為勞動合同的最長期限，確保合同期限在職業病發病之前。這樣，企業就既能節省購置各種安全衛生設施和個人防護用品的資金及管理人員的工資，又不再有患職業病的在冊職工。職業病的危害眾所周知，尤其是塵肺病，是不治的致命之病！由于他們都是農民身份的工人，所以盡管被診斷為某種職業病，也因為是農民而得不到相應的認可。是啊，農民怎么會患職業病呢？再說農民就是患職業病，也不該是塵肺病啊！這樣的用工制度，這樣的常識，就使企業沒了責任，就使缺少文化又處弱勢的農民成了口含黃連的啞巴。
輪換用工，使危險性大，技術性強的崗位失去技術工人，剛剛摸到門道的輪換工們，不得不像“走馬燈”似的被換掉。因此，他們默默地承受著這一切。他們是被制度設計成了企業責任之外的廉價勞動力；而他們自己呢，在這種制度的界定下，企業的發展與他們無關，他們只求比種責任田能多掙幾個錢就行。他們懷著脫貧致富、蓋房子、娶妻子的美好愿望，從事最臟最苦最累的工作。他們中的不少人幾年后，拿著錢回鄉修的不是房子而是墓室。在陜西洛南陳耳金礦打工的農民李光義從礦上回到山陽縣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為自己修墳。他在老婆和孩子的攙扶下，一趟一趟地來到墓地，他要熟悉每一方土、每一塊磚，因為這里將是他永遠的家。同在陳爾金礦打工的秦吉友，本想為自己的兩個孩子掙點錢交學費，可怎么也沒想到，這打工掙來的錢，竟成了給自己做棺材的錢。
一年產2億個箱包的高碑店白溝鎮，曾因發生務工農民苯中毒死亡事件而馳名。2002年3月27日，央視披露了一項調查：務工農民們在通風不暢的作坊里徒手刷膠制作箱包，且干上半年老板就讓走人。這種用工形式是該市箱包加工作坊的共同特點。老板在辭退務工農民時還會說：“錢，不能你老掙，回去叫你的哥們姐們、親戚朋友也來掙點吧。”其目的是為了避免這些長期接觸苯的務工農民在作業現場發病。當時，高碑店市有2099個箱包加工作坊，務工農民達13564人，其中外地務工農民有11491人，直接從事有毒有害刷膠作業的未成年工達4770人，且多為花季少女，其中還有24名童工。
農業勞力轉移：無序又無奈？
農民進城務工，這里面裹夾著幾多夢想、幾多幻滅，幾多重負、幾多無奈；充滿著痛苦和哀傷，辛酸和血淚。并不全像有的人所說，農民進城拉開了城市化美好前景的序幕，加快了城市化進程。因為，中國農民進城并不都是農業現代化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農業落后狀況在空間意義上的一種不良擴散和消極漫延。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擴散會不會產生另一種效應，即城市鄉村化。這種擔憂不無根據，從我國城市幾乎全是建筑工地，座座城市一個模式且普遍臟亂的情形中依稀可見。由于農民向城市轉移的無序性和無組織性，由于城鄉貧富懸殊太大，一些精明的人，根本就不把這些作為應該設法去解決、去緩和的社會問題，而是缺乏責任感地將其作為能博取一己之利的天賜良機，各種背理背倫的社會丑惡現象便成了名目繁多的企業策劃和經營手段，演化成司空見慣的生財之道；與此相伴的，卻是給務工農民帶來種種傷害的社會問題，諸如礦難頻發、職業中毒，等等。
南方某地有一家制衣廠的作法也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該廠通過對設備的技術改造和工藝流程的革新，提高了機器的加工能力和操作者的操作速度，使單位時間的產量增加；但是，務工農民的工資卻沒有相應的往上調。務工農民看破后便向老板提出加薪的要求。老板為了不加薪，就想出了一招：將提高的小時工資價格公開，然后以這個價格為起價在全廠招標，以最低價中標。同時，嚴格執行質量標準，誰加工的產品達不到質量要求，誰承擔延誤工期、損失原材料、機器設備磨損和水電等的費用，并處罰款。表面上看，老板出的價比過去高，而且還體現了公開、公平和質量至上的原則；但競標的結果是，務工農民的小時工資還低于原來，因為主動權始終在老板手里，最低價是老板的首選。最終是薪沒加成，還導致沒中標的農民失去工作。為了保住了工作，競標失敗的農民只好加入到中標者的行列，接受少拿薪水的現實。如果要想多賺錢，哪怕只需達到原來的收入水平，也只有自愿延長勞動時間，加班加點，這是唯一的辦法。而老板卻一箭雙雕：當產量與原來持平時，人工成本低于原來；當人工成本與原來持平時，產量比原來高。對此，老板說，這得益于我最了解農民，農民最需要什么，最不在乎什么，我都知道。
的確，農民務工是務農沒出路的緣故，是謀生求飯碗的無奈選擇。這已被2004年以來周期性出現的“民工荒”所證明。2004年，是我國“三農問題”的破冰之年，在這一年里，在中央政府的大力倡導下，各地方政府開始從減免農稅入手，為農民減負，外出務工農民感到種田有望了，于是紛紛回鄉務農，致使許多依賴廉價的務工農民來發展經濟的所謂發達地區出現“民工荒”。
政府解決農民問題的著眼點是增加農民的收入，而農民與務工農民社會地位和基本權益保障的缺失，是埋伏在經濟背后的隱憂。務工農民長期游離于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這里所說的不僅僅是養老、失業、醫療等狹義的社會保障，還應包括平等的社會地位和公民權利。國際勞工組織一位官員曾經說過，沒有一套完善的，公平公正的社會保障體系，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
因此，務工農民的問題，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在它的背后有著一個與之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社會大背景。在這個背景中，農民和務工農民沒有社會保障是最核心的問題。它將派生出若干消極因素影響社會穩定：例如不利于勞動力市場的建立，不利于城鄉社會結構的轉型，不利于城鄉居民平等地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成果，違背市場分配規則等等。務工農民在市場初次分配中只能獲得較小的份額，本應在再分配（包括社會保障、住房等）中得到適當地補償，但在城市的再分配中卻沒有務工農民的份。
從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看，農村戶口人員占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已經高達46.5%，在第二產業中，持農村戶口的從業者已經占到57.59%。現在，在城市務工的農民超過1.5億，毫無疑問，他們已經是最真實的產業工人。建筑業的90%，煤礦采掘業的80%，紡織服務業的60%，城市一般服務業50%的作業者，已經被務工農民所取代。社會應該在制度上承認他們的工人身份，把他們納入城里人來管理，無論他們來自何方，應一視同仁地承認他們進城以前為社會所做的貢獻，為他們建立相應的、無差別的社會保障。
礦難那么多，務工農民還是前仆后繼
許多外出務工的農民，家里一貧如洗，他們來到城市，雖然生活在城市最惡劣的環境里，但也感到比在家好；所以，一些務工農民寧愿在城市里流浪。這里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原因在起作用，首先是由于長期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影響，農業收入水平非常低；其次是農村人口急劇膨脹，非農用地驚人，人均耕地越來越少，勞動力剩余嚴重，人均收入減少。這些因素迫使他們成為廉價勞動力。
例如采礦，礦難那么多，務工農民還是前仆后繼，這就反映出農民生活的艱難。井下挖煤，不僅能混碗飯吃，哪怕住在礦井里，也比住家里的破屋好，何況還可賺點錢來改造家里的破屋，讓妻室兒女能避風御寒。即使運氣不好死在礦里，老板還賠點錢，以前少則1萬兩萬，多則3萬5萬，別小看這1萬兩萬,你就是活著也要掙5年10年的；如果賠上5萬10萬，一輩子也掙不到那么多錢，更何況現在賠20萬。
因此，務工農民對死亡顯出一種無奈的麻木。如果把賠償額以法律的形式定下來，并高得來讓老板賠不起；那時老板怎么也不會讓務工農民去死，就是想死也不成。現在的賠償額，老板賠得起，務工農民也覺得劃算。于是，老板認為賠償比安全投入成本低，就不顧務工農民死活，務工農民覺得運氣不好死了，得到的賠償自己一輩子也掙不到那么多，死了值，還給家人留下一大筆遺產，這必然導致惡性循環。前幾年一個農民人均年收入3000元錢上下，3萬元要掙10年，20萬要掙70年，30萬是100年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對礦工本人就失去意義，僅只派生出對家人的意義而已。左云礦難后，縣政府決定封掉、停掉所有的小煤窯。第二天，很多工人找勞動部門強烈要求上班。問其理由，回答是：第一，停工我們就沒了工資，沒法養家；第二，我就是死了，我也有20萬，可以留給家人。
對此，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傷保險司司長陳剛十分擔憂。他在2006年10月下旬舉行的中美礦難法學研討會上說，工傷保險是有計算依據的，民事賠償也有計算依據，現在這個20萬元的死亡賠償以什么作計算依據？這個導向不好，如果再提高，提高到40萬50萬，到時會出現自殘的。現在斷一根指頭賠兩三萬，廣東就不斷有人自殘。有些地方已經發生把人搞死的現象，搞死了向老板要賠償。這是值得國人重視的事。
保障務工農民的職業安全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方面
2007年1月3日，央視2套生活欄目的一臺節目非常感人，主題是“2006中國驕傲”。節目最后講述了一個叫朱柱的務工農民在武漢湖中救人獻身的故事，26歲的朱柱，月工資多則幾百元，少則幾十元，但他每月都會將工資的2/3寄給父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掙錢娶媳婦，好替他照顧父母。犧牲那天，又是他去銀行寄錢的日子，可是錢還沒來得及寄，聽到呼救聲，他義無反顧，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后來，人們在湖岸邊發現了他在情急之中脫下的那只已經破損的解放鞋，再后來，央視到他家鄉攝下了全家人指望他掙錢翻修的破屋和他那張簡陋得不堪入目的床。然而，就是這么一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卻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平民英雄，中國驕傲。朱柱是千千萬萬務工農民的一員，面對朱柱這樣的務工農民，我們一定要善待他們，尊重他們。所以筆者認為，應從道義上努力，基于道德的起碼要求，建立有利于改善務工農民的勞動條件和工作現狀，且符合憲法精神的相應法律和法規，讓他們體面而安全的勞動，平等而健康地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實實在在地體會到美好生活不僅屬于城里人，也屬于自己。這是當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方面。
我國加入WTO已經五年，我們不要忘記當初爭取“入世”的艱難和受到的屈辱。如果說WTO規則是西方為中國入世暗放的門障之一，那么一成不變地將自己的同胞劃分為農村人和城市人的戶籍制度，就是城里人為農民入城扔下的一塊絆腳之石。學習西方要挑好的學，在學人家先進技術的同時，還應學學人家對待同胞的先進理念，這才是真正的接軌，才稱得上融入了國際。不要一說職業危害嚴重，就拿西方當年來比，甚至在設計相應制度時還倒退到西方當初的水平；也不要以為西方提前“進城”就什么都好，正如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實際上還存在于所謂化外之地一樣。須知，城市化不能以犧牲務工農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代價；否則，城市的面積雖然越做越大，但離人類所追求的文明恐怕會起來越遠。 安全文化網 m.zltai.com
如果從職業安全的角度來關注務工農民，或從務工農民的角度來透視職業安全，我們就會發現，現在最突出、影響面最大的職業傷害對象是務工農民，務工農民的現狀成了中國職業安全工作難以突破的瓶頸。
當我們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轉移與當今職業危害的轉移兩大社會現象進行剖析，并將其放到產生它的社會背景之中時，我們不難看到，這兩大轉移之間其實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縱觀近年來務工農民所遭受的非農職業傷害的種種情形，使我們找到了職業安全事業應該抓注的要害問題。
日益突出的務工農民職業安全問題，應該有一個有效的解決思路，筆者主張從消除城鄉勞動者的差別入手，廢除“民工”，特別是“農民工”這些歧視性用語，政府官員應率先垂范，規范性文件應以法律用語為準，如“從業人員”、“勞動者”等。這樣，才符合社會發展的實情，才有利于調整已經變化了的社會關系，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和經濟的健康發展。
職業危害轉移：農民也患職業病？
中國農民在這個由城里人主宰著的農民國度里，哪怕離開農田進城務工，也被喚作“農民工”。這似乎是命運注定，他們永遠無法擺脫農民的稱謂。在這個稱謂的作用下，同是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他們只要離開土地，只要進入城市，就被視為“外來人口”，因而在不久以前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承受著巧立名目又冠冕堂皇的，打著治安和“穩定”旗號的種種騷擾，過著極不穩定的日子。
在職業危害方面，務工農民是主要的承受者。他們得不到相應的培訓，對工作場所的有害因素了解不多，甚至毫不知情；他們的勞動強度大、作業條件差、干活時間長、工休環境臟。據患Ⅱ期矽肺的廣西農民潘鳳林講，她在廣東順德一家玻璃廠從事切割玻璃的工作，從2002年起的4年中，她一直同5名工友在一間約20平方米，只有一個小排氣扇的車間里，戴著普通布口罩，每天從早上8點干到晚上8點。2005年春節過后，她到醫院求醫時還懷著身孕，為了治療只好放棄胎兒。她的主治醫生對工人日報記者說：“她僅有的幾年生命也會活得很辛苦，生活質量很差，連水都提不了，呼吸會越來越困難。”類似的情況不是個別現象。據衛生部相關負責人說，當前我國受到職業危害的人數超過2億。這個數字與鄉鎮企業就地轉移和外出務工的非農農民總數相當，在這個巧合的數字里面，存在著并非巧合的內在邏輯。它雖是一個很抽象的描述，但卻訴說了一個驚人的事實，而且，這個事實的發生建立在一種因果關系之上，甚至可以說是互為因果。
2005年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鐵映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上指出，全國每年約70萬人患各種職業病，受職業危害的職工在2500萬人以上。從實際接觸有害作業的人數、職業病患者累計數、死亡人數和新發生病例來看，我國的職業傷害都是世界上最嚴重的。有專家推測，目前全國僅煤礦每年新增的塵肺病人就多達20萬人，約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煤礦工人塵肺病例的30倍。這是讓人膽戰心驚的數字，這個數字的九成以上，是不得不下井又不能享受職業病待遇的農民。據廣西衛生部門的統計，2005年，廣西全區共收到各類職業病報告295例，其中塵肺病277例。廣西工人醫院近年來每年收治的400名職業病患者中，八成是務工農民，而且這個比例在逐年增加。該區職業病防治研究所所長葛憲民認為，塵肺病是一種老的職業病，但大規模地發生在務工農民身上，引出的則是務工農民“帶病返鄉”的新問題。
還有一種現象不容忽視，就是一些企業普遍雇用外地務工農民從事有毒有害作業，并把職業病的潛伏期定為勞動合同的最高期限，合同期滿，無論身體好壞，決不續簽，以此來轉移職業危害，逃避職業病防治的責任和義務，使務工農民受苦，給社會遺患。據說每年那70萬患各種職業病的人，之所以無法納入統計，原因之一就是這些患者幾乎都是在未發病時，就已離開了給他們帶來致命危害的作業場所。
這種現象，可追溯到上個世紀的大躍進時期，當時在采掘一線推行“輪換用工制”，其目的是讓編制內的正式職工不患職業病，這已經顯失公平；后來又演變成為讓礦山企業甩掉職業病包袱的一種措施。可是這個包袱甩給了誰呢？甩給了農村生產隊，甩給了不明真相的農民，讓不具備準入條件的農民在井下從事采掘作業，使職業危害通過一種制度設計成功轉移。
這個用工制度的設計，以對各種職業病的科學認識為基礎，其操作方法非常簡單，勞動合同只簽兩三年，合同期滿無條件輪換。大家知道，凡職業病都有一個潛伏期，巧用這個潛伏期作為勞動合同的最長期限，確保合同期限在職業病發病之前。這樣，企業就既能節省購置各種安全衛生設施和個人防護用品的資金及管理人員的工資，又不再有患職業病的在冊職工。職業病的危害眾所周知，尤其是塵肺病，是不治的致命之病！由于他們都是農民身份的工人，所以盡管被診斷為某種職業病，也因為是農民而得不到相應的認可。是啊，農民怎么會患職業病呢？再說農民就是患職業病，也不該是塵肺病啊！這樣的用工制度，這樣的常識，就使企業沒了責任，就使缺少文化又處弱勢的農民成了口含黃連的啞巴。
輪換用工，使危險性大，技術性強的崗位失去技術工人，剛剛摸到門道的輪換工們，不得不像“走馬燈”似的被換掉。因此，他們默默地承受著這一切。他們是被制度設計成了企業責任之外的廉價勞動力；而他們自己呢，在這種制度的界定下，企業的發展與他們無關，他們只求比種責任田能多掙幾個錢就行。他們懷著脫貧致富、蓋房子、娶妻子的美好愿望，從事最臟最苦最累的工作。他們中的不少人幾年后，拿著錢回鄉修的不是房子而是墓室。在陜西洛南陳耳金礦打工的農民李光義從礦上回到山陽縣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為自己修墳。他在老婆和孩子的攙扶下，一趟一趟地來到墓地，他要熟悉每一方土、每一塊磚，因為這里將是他永遠的家。同在陳爾金礦打工的秦吉友，本想為自己的兩個孩子掙點錢交學費，可怎么也沒想到，這打工掙來的錢，竟成了給自己做棺材的錢。
一年產2億個箱包的高碑店白溝鎮，曾因發生務工農民苯中毒死亡事件而馳名。2002年3月27日，央視披露了一項調查：務工農民們在通風不暢的作坊里徒手刷膠制作箱包，且干上半年老板就讓走人。這種用工形式是該市箱包加工作坊的共同特點。老板在辭退務工農民時還會說：“錢，不能你老掙，回去叫你的哥們姐們、親戚朋友也來掙點吧。”其目的是為了避免這些長期接觸苯的務工農民在作業現場發病。當時，高碑店市有2099個箱包加工作坊，務工農民達13564人，其中外地務工農民有11491人，直接從事有毒有害刷膠作業的未成年工達4770人，且多為花季少女，其中還有24名童工。
農業勞力轉移：無序又無奈？
農民進城務工，這里面裹夾著幾多夢想、幾多幻滅，幾多重負、幾多無奈；充滿著痛苦和哀傷，辛酸和血淚。并不全像有的人所說，農民進城拉開了城市化美好前景的序幕，加快了城市化進程。因為，中國農民進城并不都是農業現代化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農業落后狀況在空間意義上的一種不良擴散和消極漫延。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擴散會不會產生另一種效應，即城市鄉村化。這種擔憂不無根據，從我國城市幾乎全是建筑工地，座座城市一個模式且普遍臟亂的情形中依稀可見。由于農民向城市轉移的無序性和無組織性，由于城鄉貧富懸殊太大，一些精明的人，根本就不把這些作為應該設法去解決、去緩和的社會問題，而是缺乏責任感地將其作為能博取一己之利的天賜良機，各種背理背倫的社會丑惡現象便成了名目繁多的企業策劃和經營手段，演化成司空見慣的生財之道；與此相伴的，卻是給務工農民帶來種種傷害的社會問題，諸如礦難頻發、職業中毒，等等。
南方某地有一家制衣廠的作法也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該廠通過對設備的技術改造和工藝流程的革新，提高了機器的加工能力和操作者的操作速度，使單位時間的產量增加；但是，務工農民的工資卻沒有相應的往上調。務工農民看破后便向老板提出加薪的要求。老板為了不加薪，就想出了一招：將提高的小時工資價格公開，然后以這個價格為起價在全廠招標，以最低價中標。同時，嚴格執行質量標準，誰加工的產品達不到質量要求，誰承擔延誤工期、損失原材料、機器設備磨損和水電等的費用，并處罰款。表面上看，老板出的價比過去高，而且還體現了公開、公平和質量至上的原則；但競標的結果是，務工農民的小時工資還低于原來，因為主動權始終在老板手里，最低價是老板的首選。最終是薪沒加成，還導致沒中標的農民失去工作。為了保住了工作，競標失敗的農民只好加入到中標者的行列，接受少拿薪水的現實。如果要想多賺錢，哪怕只需達到原來的收入水平，也只有自愿延長勞動時間，加班加點，這是唯一的辦法。而老板卻一箭雙雕：當產量與原來持平時，人工成本低于原來；當人工成本與原來持平時，產量比原來高。對此，老板說，這得益于我最了解農民，農民最需要什么，最不在乎什么，我都知道。
的確，農民務工是務農沒出路的緣故，是謀生求飯碗的無奈選擇。這已被2004年以來周期性出現的“民工荒”所證明。2004年，是我國“三農問題”的破冰之年，在這一年里，在中央政府的大力倡導下，各地方政府開始從減免農稅入手，為農民減負，外出務工農民感到種田有望了，于是紛紛回鄉務農，致使許多依賴廉價的務工農民來發展經濟的所謂發達地區出現“民工荒”。
政府解決農民問題的著眼點是增加農民的收入，而農民與務工農民社會地位和基本權益保障的缺失，是埋伏在經濟背后的隱憂。務工農民長期游離于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這里所說的不僅僅是養老、失業、醫療等狹義的社會保障，還應包括平等的社會地位和公民權利。國際勞工組織一位官員曾經說過，沒有一套完善的，公平公正的社會保障體系，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
因此，務工農民的問題，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在它的背后有著一個與之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社會大背景。在這個背景中，農民和務工農民沒有社會保障是最核心的問題。它將派生出若干消極因素影響社會穩定：例如不利于勞動力市場的建立，不利于城鄉社會結構的轉型，不利于城鄉居民平等地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成果，違背市場分配規則等等。務工農民在市場初次分配中只能獲得較小的份額，本應在再分配（包括社會保障、住房等）中得到適當地補償，但在城市的再分配中卻沒有務工農民的份。
從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看，農村戶口人員占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已經高達46.5%，在第二產業中，持農村戶口的從業者已經占到57.59%。現在，在城市務工的農民超過1.5億，毫無疑問，他們已經是最真實的產業工人。建筑業的90%，煤礦采掘業的80%，紡織服務業的60%，城市一般服務業50%的作業者，已經被務工農民所取代。社會應該在制度上承認他們的工人身份，把他們納入城里人來管理，無論他們來自何方，應一視同仁地承認他們進城以前為社會所做的貢獻，為他們建立相應的、無差別的社會保障。
礦難那么多，務工農民還是前仆后繼
許多外出務工的農民，家里一貧如洗，他們來到城市，雖然生活在城市最惡劣的環境里，但也感到比在家好；所以，一些務工農民寧愿在城市里流浪。這里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原因在起作用，首先是由于長期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影響，農業收入水平非常低；其次是農村人口急劇膨脹，非農用地驚人，人均耕地越來越少，勞動力剩余嚴重，人均收入減少。這些因素迫使他們成為廉價勞動力。
例如采礦，礦難那么多，務工農民還是前仆后繼，這就反映出農民生活的艱難。井下挖煤，不僅能混碗飯吃，哪怕住在礦井里，也比住家里的破屋好，何況還可賺點錢來改造家里的破屋，讓妻室兒女能避風御寒。即使運氣不好死在礦里，老板還賠點錢，以前少則1萬兩萬，多則3萬5萬，別小看這1萬兩萬,你就是活著也要掙5年10年的；如果賠上5萬10萬，一輩子也掙不到那么多錢，更何況現在賠20萬。
因此，務工農民對死亡顯出一種無奈的麻木。如果把賠償額以法律的形式定下來，并高得來讓老板賠不起；那時老板怎么也不會讓務工農民去死，就是想死也不成。現在的賠償額，老板賠得起，務工農民也覺得劃算。于是，老板認為賠償比安全投入成本低，就不顧務工農民死活，務工農民覺得運氣不好死了，得到的賠償自己一輩子也掙不到那么多，死了值，還給家人留下一大筆遺產，這必然導致惡性循環。前幾年一個農民人均年收入3000元錢上下，3萬元要掙10年，20萬要掙70年，30萬是100年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對礦工本人就失去意義，僅只派生出對家人的意義而已。左云礦難后，縣政府決定封掉、停掉所有的小煤窯。第二天，很多工人找勞動部門強烈要求上班。問其理由，回答是：第一，停工我們就沒了工資，沒法養家；第二，我就是死了，我也有20萬，可以留給家人。
對此，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傷保險司司長陳剛十分擔憂。他在2006年10月下旬舉行的中美礦難法學研討會上說，工傷保險是有計算依據的，民事賠償也有計算依據，現在這個20萬元的死亡賠償以什么作計算依據？這個導向不好，如果再提高，提高到40萬50萬，到時會出現自殘的。現在斷一根指頭賠兩三萬，廣東就不斷有人自殘。有些地方已經發生把人搞死的現象，搞死了向老板要賠償。這是值得國人重視的事。
保障務工農民的職業安全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方面
2007年1月3日，央視2套生活欄目的一臺節目非常感人，主題是“2006中國驕傲”。節目最后講述了一個叫朱柱的務工農民在武漢湖中救人獻身的故事，26歲的朱柱，月工資多則幾百元，少則幾十元，但他每月都會將工資的2/3寄給父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掙錢娶媳婦，好替他照顧父母。犧牲那天，又是他去銀行寄錢的日子，可是錢還沒來得及寄，聽到呼救聲，他義無反顧，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后來，人們在湖岸邊發現了他在情急之中脫下的那只已經破損的解放鞋，再后來，央視到他家鄉攝下了全家人指望他掙錢翻修的破屋和他那張簡陋得不堪入目的床。然而，就是這么一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卻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平民英雄，中國驕傲。朱柱是千千萬萬務工農民的一員，面對朱柱這樣的務工農民，我們一定要善待他們，尊重他們。所以筆者認為，應從道義上努力，基于道德的起碼要求，建立有利于改善務工農民的勞動條件和工作現狀，且符合憲法精神的相應法律和法規，讓他們體面而安全的勞動，平等而健康地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實實在在地體會到美好生活不僅屬于城里人，也屬于自己。這是當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方面。
我國加入WTO已經五年，我們不要忘記當初爭取“入世”的艱難和受到的屈辱。如果說WTO規則是西方為中國入世暗放的門障之一，那么一成不變地將自己的同胞劃分為農村人和城市人的戶籍制度，就是城里人為農民入城扔下的一塊絆腳之石。學習西方要挑好的學，在學人家先進技術的同時，還應學學人家對待同胞的先進理念，這才是真正的接軌，才稱得上融入了國際。不要一說職業危害嚴重，就拿西方當年來比，甚至在設計相應制度時還倒退到西方當初的水平；也不要以為西方提前“進城”就什么都好，正如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實際上還存在于所謂化外之地一樣。須知，城市化不能以犧牲務工農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代價；否則，城市的面積雖然越做越大，但離人類所追求的文明恐怕會起來越遠。 安全文化網 m.zlt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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